村上春树的文学大转舵(图)

村上春树的文学大转舵

有人说过:“风平浪静时,海上一条船的行驶是枯燥的,而唯有惊涛骇浪出现时,这条船才会变得精彩绝顶,尤其是当它大转舵的那个瞬间。” 这句话具体是谁说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也许是哲学家,但也许是小说家。不过,最近读村上春树的新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总觉得他所写的内容以及所关注的被写物很像海上的一条船,而且是乘风启航、破浪前行的那种感觉。

在日本作家当中,能像村上春树一样如此引发世界读者关注的人,恐怕没有第二。他的地位是特殊的,用日本政府官员的话说:“让世界了解日本文化,找两个M就可以了。一个是漫画,另一个就是村上春树。”漫画的日文叫MANGA,而村上春树叫MURAKAMI HARUKI。

其实,村上春树作为一名小说家刚火起来的时候,并不是当今这样的风格。评论家加藤典洋曾经指出:“很多人说《挪威的森林》俗不可耐,可我觉得他像夏目漱石一样,不断写出这类小说,他们写小说尽管都是从30多岁才开始的,但从始至终关注的是年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村上春树与夏目漱石是一条线上的人。”(《群像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小学馆P18.1997年第1版)

按照日本文坛诸多的说法,村上春树小说的所写指向以及被写物在1995年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因为在同一年当中发生了阪神大地震以及东京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杀案,而这两个地域与村上春树本人都有很深的渊源。前者是他度过少年时代的地方,承受的是巨大的自然灾害,而后者则是囊括了他青年时代的大都市,读书、养猫、打工、恋爱、结婚、写作等,沙林毒杀案是日本历史上罕见的恐怖事件,完完全全的人为造孽。作为一名职业的小说家,村上春树在这一年的感悟也许是突然的,至少发生在他周围的事件是不可预期的。

今年5月12日,村上春树出现在了京都市内,这是他时隔18年在日本国内举行的个人讲演会,因为实属少见,自然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媒体。我有幸聆听了他的讲演,从中似乎能直接感受他被别人所说的文学大转舵。专此记述如下。

第一,京都的讲演会是由已故学者河合隼雄创立的基金会主办的,由于村上春树与故人生前交往深,所以答应了基金会邀请他讲演的愿望。当天一开场,村上春树的一番话明显是按夏目漱石的小说《心》的开场白而准备的,他说:“我虽然不习惯管谁叫先生,但总是管河合叫河合先生,而不会直呼河合。”

与此相比,夏目漱石《心》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常常把他称为先生,因此这里也只写作先生,而不公开他的姓名,与其说这是顾忌人言可畏,不如说这样对我更自然一些。”

如果说早在20多年前,加藤典洋先生就指出了村上春树与夏目漱石的相似之处的话,那么这回村上的讲演也许就是对他早年的觉察做出的一个佐证。因为不仅仅是开场白,甚至包括村上春树当天对故人的口头描述都酷似《心》的描述,至少神韵是一样的。比如《心》的先生与自己的朋友K同时爱上了房东的女儿,但后来K自杀了,几十年先生厌世,并在回顾故人时的用语夹杂了冷漠。村上

春树在讲演中是这么说河合隼雄的:“我第一回见他时的印象是沉闷,还有就是不爱说话。其中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眼睛,不知道在看什么,但的确是在看,深不可测。我这么说他也许有点儿不好,他的眼睛不是一般人的眼睛,而是深重的眼睛,有某种含义的眼睛。”

村上春树讲演的当天可谓是森严壁垒,会场一律不许照相,不许录音,更不许录像,观众席周围站满了会务人员,他们每人的右臂上都戴着黄袖章,气氛凝重得超常。当然,对于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村上春树而言,这回讲演成为媒体跟追的对象也实属难免。他当场说的话是我笔录下来的,虽然速度没那么快,也不全,但当场的语气至今也能记住。顺便说下,新潮社出版的《思考者》2013年夏季刊,全文刊登了村上春树的京都讲演,但有的地方是经过他修改的,尤其是某些对故人冷漠的描述被删除了。

第二,村上春树是一名喜欢夏目漱石,同时也是不喜欢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的作家。这些话都是他在京都讲演时说的,尤其说到不喜欢的日本作家时还引起了台下一片安静的嘘声,看上去多少有点儿日本动漫的味道。其实,比起村上春树与夏目漱石文学之间的相承问题,还是把话说回到他与河合隼雄以前的对话更有意思,因为村上春树的文学大转舵恰恰是从一本叫做《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的书里开始的,他在这本书的谈话中承认了自己因1995年的两大事件而受到了刺激,决心从过去的Detachment的观念转变成Commitment,正所谓从“超脱”的D转变成“承担”的C。

评论界认为《听风的歌》是村上春树的出道之作,后来与畅销小说《挪威的森林》一起奠定了他的文学风格,借用他自己的感言也许可以用“超脱”两字取而代之,但是到了1995年之后,以《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和《地下》等一系列的作品完全改变了他的D形象,而演变成了一个面对社会需要全力“承担”的C形象。这一演变也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大转舵”。随后,无论是长篇小说《1Q84》,还是最新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这些像连珠炮一样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面对社会群体而下笔书写的,比起过去深入男女个人内部的描述来说,他写的“面”要远远大于过去的“点”。这里说的“面”就跟纪实文学《地下》一样,村上春树根据录音整理,全篇都是原奥姆真理教信徒的口述黑幕,细节逼真,他曾经表示这是为了还原社会之本来的情景,“奥姆教信徒不是别人,而是这个社会的每个人自身。”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1995年对作家村上春树是个转折点,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文学转折点。当然,一名优秀的作家最终还是写人写灵,就像村上春树的小说一样,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持久畅销,想必还是摸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以及人的灵魂,而不仅仅是所谓“商业上的成功”那么一句话就能否定的。因为无论他的小说是作为“点”的人来写,还是作为“面”的人来写,村上春树一直都在坚持写人,仅从这一点,他的小说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本文作者为旅日作家、神户国际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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