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真实的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笔下,总有许多玄妙的故事。

最近一部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他原本打算写成短篇,大约60页稿纸。在故事里,多崎作多年前莫名其妙地遭到四位好友绝交。除了这个未解之谜,他的人生没什么出奇之处。那四位好友名字里都有表示颜色的字,更显得他“没有色彩”了。

谜团隐隐影响多崎作,他时常做噩梦,没法与人深入交流,恋爱大概也不顺利。认识年长两岁的女子木元沙罗后,他偶然说起这段经历。沙罗非常明智地提意见,多崎作应当返回名古屋,弄清楚18年前的往事:“不能只看自己愿意看的东西,而是要看不得不看的东西。”

平心而论,这并不是多么杰出的构思。有意思的是,村上声称,沙罗说这这番话之前,自己从没想过多崎作会见那四个人。原本的构思——“多崎作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存在遭到否定的理由,只能安静而神秘地生活下去”,便不再成立。

沙罗一发话,村上就“不得不”让多崎作回了老家。他特意强调:“我只是把她对作说出的话依样画葫芦地转换成文字而已。”至此,他就必须仔细写四位有颜色的朋友,故事才变成了长篇小说。

按村上的理论,沙罗可能就是自己“分身的投影”或“意识的一个方面”,跨越作品/作者或虚构/现实的界线,提醒他“要写得更深入”。

对于作家,这种疯魔体验大抵可信,只不过未必这么戏剧性。中国作家莫言的形容更直接:“新的小说就像急着回家产卵的母鸡一样,在我的身后咕咕乱叫。过去是我写小说,现在是小说写我,我成了小说的奴隶。”

“村上春树写的东西,无非是外国文学的翻版”

“多崎作”2013年上市,一周卖掉了超过100万册,刷新了村上小说的销售记录。小说英译本,2014年排在了《纽约时报》的全美畅销书单第一名。在新书《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他专辟一章,谈自己在美国市场的苦心经营,从作品英译,刊登《纽约客》,直到包括日本国内对他的非议。

第一种是:“说来说去,村上春树写的东西,无非是外国文学的翻版,这种东西最多只能在日本通行。”

书卖得好,就出现了第二种声音:“村上春树的书在海外卖得好,是因为他的文章容易翻译,他的故事外国人也容易看得懂。”

村上对评论界很不满意:“只好相信这世上总有一些人,专会见风使舵,毫无根据地满口胡言。”类似的,写非虚构作品《地下》时,他“受到过专门创作非虚构作品的作家们堪称严厉的批评”。名目大概有:“不懂非虚构文学的游戏规则”“廉价的煽情催泪”“纯属有钱人玩票”。

他总显得很疏离,似乎与世无争,不是热爱运动,就是关心高墙鸡蛋的大道理。看他讲两句闲话,象征性地谈一点心事,总是令人觉得惊讶,在这本书里尤其讲得多。

读村上的回忆,更令人惊讶的是,从1978年写《且听风吟》算起,他已经写作39年。现在,他68岁了。

年年拿诺贝尔文学奖开他玩笑,读者们也许会觉得“来日方长”,但他早就不是那个迷惘青年渡边。村上也许到愿意分享的年纪了。讲自己的故事时,他才像真实的人,而不是把距离保持得恰到好处,把书桌收拾得仿佛MUJI样品,满嘴奇闻异事或爵士乐往事的作家。在这本书里,他总保持着谦逊状态,说话好像在商量,但看得出其实傲气十足,自有一套坚固的信条。

对于诺奖,村上的官方答复是:“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奖项。”而他在解释“原创性”的时候,例子之一,恰恰就是最新的,也许同样是最意外的鲍勃·迪伦:在1960年代中期抛弃了单纯使用原声乐器的反民谣风格,改用电声乐器时,他被抨击为“犹大”和“投靠商业主义的叛徒”。

活在真实世界的村上春树

在雅典,村上春树写了早期名作《挪威的森林》的上半部分,写作时不停地播放披头士名曲《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到1980年代后半期,小说《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出版之后,他就离开了日本,长期旅居国外。他给人的印象如此混搭,与刻板印象中的日本文学若即若离,但终于无法摆脱“在日本这个国家生存的作家”身份。

其实,村上春树的根子尤其古老。父亲村上千秋是和尚的儿子,本人也做过几年和尚;母亲村上美幸是商人的女儿。两人相遇时,都是高中国文老师。村上春树小时候,全家搬去大阪市郊。

村上的第二位重要译者杰伊·鲁宾描述过他的成长过程:虽然母亲后来成为家庭主妇,夫妻俩还是经常在饭桌上谈论八世纪的诗歌或中世纪的战争故事。大约因为受到诸如此类的影响,村上从小喜欢读书,但从头就不喜欢日本作家的作品,反而喜欢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说过:“在我的整个成长期,我从未有过被一位日本作家深深打动的经验。”

按鲁宾的说法,在神户高中,村上“几乎每天都玩麻将牌(很入迷,但玩得很糟糕),滥交女朋友,在爵士乐酒吧和电影院里消磨时光,再就是抽烟、翘课、上课时读小说,不一而足,不过他的成绩倒一直都还过得去”。

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村上把这些故事一带而过:“我是独生子,基本是饱受关爱(不如说娇生惯养)地长大成人的,几乎从未遭遇过挫折。”因此,他也“不谙世事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走上小说家道路和友人河合隼雄,这两段回忆虽然还是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讲出来,但写得格外鲜活。

1960年代末,村上考进早稻田大学,念戏剧文学,22岁结婚,“为生活所迫”而开起酒吧,花了七年时间才将将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村上的大学时光,正值学生罢课,校方封校的年月。他本来就坚持个人主义观念,见识一位不参与政治的学生因“内讧”而被杀害后,更加怀疑集体主义。

1978年,在观看养乐多燕子队的棒球比赛时,29岁的村上突然想到:“对了,没准我也能写小说。”按他一贯的修辞方式,这个念头是“毫无征兆,也毫无根据地陡然冒了出来”。比赛结束,他就跑去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买了稿纸和sailor牌钢笔。他那时还没有后来的好习惯——每天坚持写十页稿纸,每页400字,而今苹果电脑的两屏半,而是半夜在厨房的饭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写,“心扑通扑通地乱跳”。

这篇《且听风吟》,获得了《群像》杂志的新人奖,也开启了他的作家生涯。

将近三十岁时,小店的生意渐渐好起来,村上回头看,觉得奇怪:“哦,所谓人生就是这样转瞬即逝的啊。”虽然村上没过两年就转让掉了小店,专心做职业作家,但这种感叹,长久左右了我们对他的印象。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真实的村上春树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日]村上春树,施小炜译,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1月版。(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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