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笔下的中国人

2014-12-02 林少华 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
村上春树笔下的中国人

村上春树笔下的中国人

文 林少华

 

二十几年前,村上的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中,“我”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会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都市灿然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现在,在作家的近作《天黑以后》里,去中国的小船终于从水平线出现了,主人公即将朝中国出发了……

 

当今世界著名外国作家笔下似乎少有中国人出现,日本的村上春树大约算是个例外。的确如他本人所说,他的小说常有中国人出现。如《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中杰氏酒吧的老板杰、《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老师、中国女孩和中国推销员,而且基本属于正面形象,至少不是坏人。杰话语不多,但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又有幽默感,“他虽说是中国人,日语却说得比我俏皮得多”,因此无论“我”还是“鼠”都和他相处得很融洽,甚至不妨说是两人惟一可以交心的朋友,以致《寻羊冒险记》中“我”把一张金额“好厉害”的支票看也没看就给了他。《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女孩是“我”打工时碰上的十九岁的女大学生,“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并且“干活非常热心”,“我”恳切地向她表示“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地道”。对于去另外一所小学考试时偶尔见到的负责监考的中国老师,二十年后“我”还能记起他的形象和他考试前说的话:“抬起头,挺起胸,并怀有自豪感!”对于相隔十几年重逢的高中同学、推销百科事典的中国人,“作为我也不明所以地觉得亲切”。前年我在东京见村上,村上特意强调这个短篇是根据小时候在神户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并且说他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期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我同中国是很有缘分的。”

 

去年九月,村上新出了一部名叫《天黑以后》(Afterdark)的长篇小说,里面再次出现了中国人、中国女孩。女孩同是十九岁,是被人偷运到日本被迫接客的“妓女”。不同的是,小说的中国人第一次讲起了中国话,说自己名叫“郭冬莉”。小说开始不久悲惨场景就出现了:天黑以后在旅馆接客时被一个叫白川的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衣物也被剥光抢走,赤身裸体地蜷缩在墙角吞声哭泣,床单满是血迹。半夜在餐馆里看书的女主人公玛丽(她姐姐叫爱丽,从名字发音上看,同冬莉俨然姐妹)因为会讲中国话而被旅馆女经理请来协助处理这场麻烦事。

 

说实话,看到这里时我心里直跳。虽说类似的事我在日本期间时有耳闻,但出现在村上春树这样的作家笔下还是让人担心。担心此前村上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受到损坏,担心国人、尤其村上迷们读了为之失望和不快,心惊胆战地往下看情节如何发展。还好,村上很快把笔锋转到对嫖客白川恶行的抨击上面。作者通过旅馆女经理之口说道:“为了不让报警,浑身上下剥个精光,卑鄙的家伙,一文不值!”她决心以恶惩恶,很快把监控摄像机里的白川头像打印出来送给那个偷运者,以便由对方将白川削掉一只耳朵至少使之“戴不成眼镜”。玛丽则说从看第一眼就想和那个中国女孩成为朋友,非常非常想,“我觉得那个女孩现在彻底留在了我身上,好像成了我的一部分。”

 

可以说,村上在这里表现出的,较之对中国女孩遭遇的同情,莫如说更是对于超越民族的善的彰显和对白川式恶的憎恶和鞭挞,从而表现出广博的悲悯情怀和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而这在当代日本作家中是不多见的。或许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基准和规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主题)。”(森达也语,2004年11月12日《朝日新闻》)

 

饶有兴味的是,《天黑以后》中最后以爱心使姐姐也使自己获得再生的女主人公玛丽会讲中国话。从小上的是“中国人学校”,大学是在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并且即将赴北京留学。

 

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中国、中国人既是村上春树的一个“缘分”,又是他的一个隐喻。

 

本文来源:林少华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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