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不自由的日本

2014-11-13 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
我和不自由的日本

我和不自由的日本

 

文 村上春树

编 小站

 

 

  我留在日本或到国外都没什么差别,因为我只要有个电脑到那里都可以写东西。到国外旅游时,没有电话的打扰,可以有更多的经验及新朋友。

 

  我每天的三餐多是蔬菜、水果及鱼类,在美国或其它国家旅行时,大多都很容易吃得到,因此也没有特别的思乡感。我以前一直想逃离日本,因此长期住在美国,后来又因为想多了解日本而回日本;我一直想逃开日本这个“大家庭”,我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自由”,但日本这个“大家庭”最缺乏的就是“自由”。

 

  如果问日本人,他们最喜欢的字眼是什么?他们会说喜欢“努力”、“忍耐”、“和气”等;“自由”往往排在最后面。这也表示,日本是很缺乏“自由”的国家,所以才让我一直想逃离日本,想逃离“家”。比如,我的小说从来不写“家人”,因为我从前一直想逃避这些。

 

  我到国外后,果然得到我要的自由,但所做的事都让我觉得寂寞。我觉得自由是好事情,但自由不是最终的目的;自由后还要想人生应该如何,所以我回来做我应该做的事了。

 

  在日本,我前面一代的三个重要作家,是三岛、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他们当中,我必须说,我最喜欢安部,最不喜欢三岛。我几乎没读过三岛,因此我想我与三岛间没有什么相似点。

 

  我丝毫没有对前代作家的反抗意识,或者叛离诸如川端和谷崎等作家的意思。要说有区别的话,我想应该更确切地说,是与这些作家无关。我的意思是说,直到29岁我动手写长篇小说,我从未带着真正的兴趣读过任何日本小说。1960年代在神户,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怎么喜欢日本小说家,所以就打定主意不读他们。那时的美国文化生机盎然,它的音乐、电视节目、汽车和衣服,样样东西都深深影响着我。这并非是说,日本人崇拜美国,这说明我们只是热爱那种文化。那么鲜亮、明媚,有时似乎像是奇幻世界。我们热爱那个奇幻世界。那些日子只有美国才撑得起那种幻境。

 

  我是独子,十三四岁时,我在自己房间里独自听美国爵士乐和摇滚乐,看美国电视节目,读美国小说。神户是港口城市,有很多旧书店,我很容易买到非常便宜的美国平装书。像是打开一个百宝箱。我大多读精悍的侦探故事和科幻小说——雷蒙德·钱德勒或者埃德·麦克贝恩或者米基·斯皮兰。

 

  后来,我发现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杜鲁门·卡波蒂。他们与日本作家是那么的不同。他们在我房间的墙上打开一扇小窗。我想,我的经历注定要与阿根廷作家曼纽埃尔·普伊格相似,他成长在对好莱坞电影的献媚环境中,以后走上小说写作道路。

 

 

 十几岁的时候,我想,要是我能用英语写长篇小说,那该是多么棒啊。我能感觉到,我那样写的话,会比我用日文写来得更直截。但是,凭我有限的英语熟练程度,是不可能的。在勉强用日语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前,我努力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直到29岁才写出小说来。

 

  因为我得创作,靠自我创造一种用来写我的小说的新日本语言。我不能从现存的语言中借取。在这个层面上说,我认为我具备原创性。雷蒙德·钱德勒是我1960年代的崇拜对象。我读了十几遍《长久的告别》。他的主人公都很独立,他们独自生活的方式给我印象深刻。他们孤独,但在追寻一种体面的生活。

 

  如你所知,日本是一个有极度群体意识的社会,要想独立很难。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想更加独立,但是很困难,他们受到孤独情绪的折磨。我想,这也是年轻读者支持我的作品的一个原因。

 

  从风格层面讲,我肯定从钱德勒那里借取许多东西。自我写那本书到现在已有10年,从那时到如今,我已经有了很多变化。我必须说,把钱德勒的风格置换到日文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日文和英文的文化观念传达完全不同。但是这正是我切实尝试去做的事情,在语言置换的同时,更新观念。

 

  我的同代人和我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谷崎曾经写过,日本语言与英语或者其他西方语言完全不同,它在某种程度上比西方语言优美。他说,这种美应该得到非常谨慎的保护。谷崎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小说家,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一种语言与其他的语言没有什么优劣差别。他的说法不对。

 

  很多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语言那么独特,以至它的神髓、美和细腻,外国人无法掌握。而且,如果某个外国人声称他抓住了本质,无人相信他。他们这么想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除了二战后短暂被占领外,从来都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侵占。它的文化没有受过其他文化的威胁。因此日本语言始终是孤立的。孤立了大约两千年。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对其独特性、本性、结构和作用那么肯定。

 

  我想,一些年轻日本作家正在做的事情,是试图打破和摧毁这种顽固,反抗这种肯定。我曾在希腊一个岛上住过几年,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可每一个我打过招呼的人都会说,“我开尼桑轿车。很不错的汽车。”一周后,我对此感到厌倦,但我认识到,尼桑、卡西欧、精工、本田、或者索尼,是他们所知道的仅有的日语词汇,他们所知道的仅有的日本东西。他们对日本文化、日本文学、日本音乐,或者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一无所知。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做些事情,来打破日本人长期以来所珍视的这种隔绝。

 

  我想日本青年作家正在做的事情,是试图重构我们的语言。我们欣赏三岛所运用的语言的美和细腻,但是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返。我应该干些新的。我们所正在做的,是打破孤立的藩篱,以便我们能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同其他的世界交谈。应该有个居中的地方,我们能到那里和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流信息。

 

  人们必须自尊,这种自尊源自你向其他的人自由表达自我的能力。日本人民在全世界都取得了物质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文化上向其他人民发言,作为结果,他们并没有寻回他们的自豪感。他们一直都想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现在他们开始反思自己。日本政府非常积极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组织项目把歌舞伎和能乐介绍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去。但是,歌舞伎和能乐,虽然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和传统形式,但都属于过去,并不能对当代日本人发言。

 

  日本文坛存在着代与代之间的斗争。日本文学界有很强烈的等级观念,你必须从最底层一步步往上爬。一旦攀上高峰,你们就已成为其他作家的裁判。你们相互阅读对方的作品,然后相互给对方颁奖。但高高在上的人们,却未必真关心正在攀登的青年作家的努力。

 

我的小说处女作刚问世,他们就说日本文学在衰落。其实并不是衰落,仅仅是变化。很多人不喜欢变化。老作家生活在非常封闭的世界里,他们并不真的清楚什么在发生。

 

 

以上文章节选自《中国时报》驻日记者洪金珠、美国作家杰伊·麦金纳尼对村上所做的访谈。本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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