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与大江

[日] 新井一二三《 光明日报 》( 2014年02月14日   15 版)

 

    二○○二年秋天,日本文学界很是丰收。

 

九月十日,村上春树作品《海边的卡夫卡》问世,立刻上了畅销书榜第一名,在短短一个月内竟卖了五十三万本,乃为一九八七年的《挪威的森林》以后,最成功的一本书。接着,九月二十五日,大江健三郎新书《愁容的童子》出版。这是二○○○年作品《换取的孩子》之续篇,以拟私小说的方式回顾作者年轻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年近七旬,写了四十五年小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终于在本作品里坦白了自己的“原罪”,即艺术冲动的来源,无疑非常重要。

 

我是读完《海边的卡夫卡》后,马上开始看《愁容的童子》的。在前者最后,十五岁的主人公田村卡夫卡离开了四国山林,要回东京去。作品中,四国山林象征着黄泉(或者说,日本民族的集体下意识),东京则代表现世。整篇的主题是站在青春期入口的主人公为了摆脱父亲(或历史)的约束而离家出走,一时经验暴力也接近死亡,但是尝到绝望之后发现希望,最后走上人生之路。谁料到,在《愁容的童子》开头,仿佛作者的主人公,老小说家长江古义人(日语念 Kogito,与拉丁语 Cogito 即“我思”谐音),跟田村卡夫卡恰恰相反地,离开东京而在故乡四国山林定居下来。他的目的是总结自己的文学生涯。

 

也许,越是明显的事情,越少有人指出。讲到村上春树在文学上的祖宗,大家都说美国作家 Kurt Vonnegut 就是。村上自己也经常说很少看日本小说,反而沉溺于美国作品。尽管如此,他早期作品《一九七三年的弹珠玩具》的书名,明显取自大江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何况,“弹珠”的日语原文是“PINBALL”,“足球队”则是“FOOTBALL”,完全押韵的。

 

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大江讲述一八六年在他故乡发生的起义事件。在那深山的沟壑,从古代就有个独立小国,人们保持着独特传统,跟外边权力重复发生过冲突,包括日历万延元年的一次。到底是事实,还是虚构,很难判断。反正,大江的不少作品,均以四国中部的深山沟壑为背景,讲述了日本近代史与作者本人的罪恶感。村上把田村卡夫卡潜逃的目的地定为四国山林,应该有颂扬前辈作家的意思。

 

其实,看完《海边的卡夫卡》,我确信,在大江之后,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就是村上春树。

 

《朝日新闻》文化版记者,为了分析《海边的卡夫卡》畅销的原因,访问了三位评论家。其中,只有加藤典洋一个人说,《海边的卡夫卡》是达到了国际水平的杰作。其他两位则全盘否定它的文学价值,简直一无是处。周刊杂志《AERA》的最新号也半嘲笑地下结论说:“伟大的老一套。”这是大众媒介的大毛病,即大家一起打出头鸟。

 

当《海边的卡夫卡》刚问世时,作家关川夏生写:“如果这是纯文学的话,那么纯文学真不错呀。”那句话代表了多数人的心声,否则不会一下子就卖五十三万本的。可是,世上小人真不少。在经济不景气的文学界,村上春树一个人获得了大众支持。这么一来,大家要一起打出头鸟了。村上的处境叫人同情:在日本文坛,他向来很孤立。美国小说般的文体、当初没得到芥川奖(文坛通行证)、《挪威的森林》爆炸性畅销、海外评价颇高等种种因素,导致大家对他敬而远之。

 

不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愁容的童子》里,老乡们对名作家极其冷淡,甚至凶暴。虽然原因不单纯,但是最大因素无疑是妒忌。真是“人怕出名,猪怕肥”。

 

在广大读书界,大江健三郎年轻时曾很受欢迎,作品也相当畅销。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文章越来越晦涩难读,结果失去了不少读者。当他获得诺贝尔奖时,此间文化界竟流传一则闲话说:那是翻译者的实力。这些年,他的作品在日本,不再成为超级畅销书,也不一定得到读者、评论家的理解。上述的加藤典洋,在大江新作里以真姓名出现。主人公看到加藤解说《换取的孩子》的小文,说句“臭狗屎!”,然后把小册子放在电炉上烧掉。

 

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国际上名气最大的两个日本小说家,在本国文坛却都靠边站。在两人新书里,各自的主人公在四国和东京之间换地方,我因而更加觉得意味深长。

 

(摘自《我和阅读谈恋爱》,[日]新井一二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新井一二三:日本东京人,专职创作者,长于散文。她用中文创作,写家乡的文化、生活;用母语日文创作,写对中文的着迷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她从事中文教学,要把对中文的热情继续发扬起来。《我和阅读谈恋爱》是作者用中文写作的作品,闲话日本文坛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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