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的村上文学研究 / 杨炳菁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 杨炳菁

【摘要】在村上春树的小说日益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今天，中日韩三国无疑仍然拥有村上文学最广泛的读者。作为接受与传播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本文考察了中日韩三国在村上文学研究方面的历史与现状。通过这一考察，笔者揭示出三国在研究村上文学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性，同时也为今后有关村上文学的研究提出了前瞻性思考。

序 言
2009年2月，年满60岁的村上春树获得了旨在表彰作品涉及人类自由、人与社会和政治间关系的耶路撒冷奖。在村上文学日益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今天，可以想见这一重要奖项的获得必将带来新一轮对村上文学的关注。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东亚，那么中、日、韩三国无疑拥有村上文学最广泛的受众。而相对于西方国家对村上文学的接受，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圈也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某些共同特点2)。作为传播与接受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本文将对村上文学在中日韩三国的研究历史与状况进行考察。通过这一考察，一方面探讨三国在接受村上文学时所表现出的共性背后的差异性，同时笔者也希望藉此为今后有关村上文学的研究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思考。

一、 日本的村上文学研究
日本对村上文学的研究由来已久。自上世纪80年代，日本文学研究界就开始关注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文艺评论家川本三郎和被称为“全共斗一代”的批评家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是一种全景式、粗线条的概括，但同时也奠定了村上文学研究的基调。川本三郎是最早对村上文学进行研究的评论者之一。他在《『都市』中的作家们——以村上春树和村上龙为中心》（1981.11）一文中称村上春树的作品为“都市文学”。川本认为村上春树早期的作品如《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等都表现出一种“都市的感受性”。在这些小说中，生活的现实感以及生活中的复杂情感均已消失殆尽，主人公无不享受着一种都市所带来的“令人愉悦”的消费生活。小说中出现的大量商品名称并非是作者要向人们描绘一种新的景观，而只是在叙述当今这个被“记号”所包围的都市。与沉重而复杂的生活相比，都市所提供的这些商品符号让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人们更有一种亲近感。川本认为村上春树正是热衷于表现这种现代都市特点的作家之一3)。

继川本三郎之后，被称为“全共斗一代”的批评家成为研究村上文学的主流。他们是加藤典洋、竹田青嗣、笠井洁、黑古一夫等人。这些研究者的年龄与村上春树大致相仿，和村上一样都经历了所谓“全共斗”时代。“全共斗”是“全日本学生共同斗争会议”的简称。1967年，由新左翼和无党派学生组织了“全日本学生共同斗争会议”，以区别于既有的学生自治组织并开展学生运动。“全共斗”是1968年至1969年学生运动的

1) 本论文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在撰写有关韩国接受村上文学的情况时，韩国东国大学的金良守教授为笔者提供了大量资料，并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建议。笔者在此向金良守教授深致谢忱。同时也对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在研究过程中给予的鼎力协助表示感谢。

2) 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者藤井省三在『村上春樹のなかの中国』（朝日新聞社，2007）一书中对东亚地区村上文学的传播特点进行了概括。他认为在东亚地区村上文学的传播遵循“四大法则”。其中“顺时针法则”揭示了村上文学的传播路径，“经济增长法则”以及“后民主化法则”概括出村上文学所在的外部环境。而“森高羊低法则”则是以欧美接受村上文学为参照而得出的。即相对于西方对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的高度评价，整个东亚地区流行《挪威的森林》。

3) 川本三郎 2006『川本三郎論集』、若草书房、p.43。

主体，其中东京大学的“全共斗”组织因为和守卫在安田讲堂的警察机动队发生攻防战而名声大噪。村上春树和那些与他同龄的文学研究者几乎都在20岁左右的时候经历了这场学生运动，因而这些文学研究者将村上文学与“全共斗”时代的共同感觉相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加藤典洋在《自闭与锁国——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1983.2）一文中写道：“村上春树在此第一次尝试着将自己的‘青春’与‘全共斗’、‘连合赤军’等为代表的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政治激进主义的时代体验相结合”， “60年代末期的所谓校园纷争而引申出的影响应该是贯穿《寻羊冒险记》等三部曲的一根红线” 4)。这里加藤较为敏锐地把握到了村上文学中所流露出的挫折感和丧失感。在日本的“政治季节”结束后，很多参过“全共斗”运动的人都曾有政治热情消退后的无力感。“全共斗”经历以及其后的反思成为村上春树创作的原体验。

丧失感、挫折感以及此前川本三郎所提及的“都市文学”等不仅成为日本研究村上文学的一个基调，更对周边国家的村上春树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1989年李德纯在《世界博览》上撰写《物欲世界的异化——日本的“都市文学”剖析》一文，对村上春树以及同时代作家田中康夫（1956-）、中上健次（1946-1992）等人的创作进行介绍。李德纯将这些日本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称为“都市文学”，认为这种都市文学的兴盛“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变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气息”。同时李德纯也指出，这种文学创作的变化实际上“蕴含了文学观念的内部深层嬗变”5)。

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对村上文学的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前一阶段粗线条、全景式概括的基础上向着纵深发展。研究的深入首先体现在论文、专著以及杂志专刊的数量上。1990年代仅日本文学研究的权威杂志《国文学》就曾两次出版特集6)
，介绍村上春树的主要作品，并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其他文艺杂志如《Eureka》、《文学界》也曾出版过研究村上文学的杂志专刊7)。除文艺杂志的专刊外，这一时期出版的村上文学研究专著也将近40种8)。在研究内容上，这一阶段的研究从全景式研究向作品内部细微结构的研究发展。其中栗坪良树和柘植光彦编辑的《学习村上春树》1～5卷（若草书房，1999）汇集了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分析论文。加藤典洋的《黄页村上春树》》（荒地出版社，1996）和吉田春生的《转向的村上春树》（彩流社，1997）则是较为优秀的个案分析专著。这两部研究专著不但详细分析了村上春树的主要作品，同时也为其后的个案分析研究提供了解读的方向。

研究的深入还体现在研究者运用不同理论分析村上文学上。如铃村和成的《村上春树编年史 1983-1995》（洋泉社，1994）就是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对村上文学进行解读的专著；小林正明的《村上春树在塔和海的彼岸》（森话社，1998）则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村上春树研究。但同时，由于研究者更多地以诸多周边学科作为研究手段，因此或多或少地偏离了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对村上文学的文学价值判断也稍显不足。进入21世纪后，日本的村上春树研究迎来了第三阶

4) 加藤典洋 2006『加藤典洋論集1』、若草书房、p.8。

5) 李德纯 1989 <物欲世界的异化——日本“都市文学”剖析>《世界博览》1989年第4期：p.60-62。世界知识出版社主办。

6) 『国文学』的两次特集分别为：「村上春樹――予知する文学」，1995年4月号。「ハイパーテクスト・村上春樹」，1998年臨
刊号。

7) 『ユリイカ（Eureka）』曾出版两次专集，分别是「総特集 村上春樹の世界」，1989年臨時増刊号；「総特集 村上春樹を読む」，2000年臨時増刊号。『文学界』的专辑为「村上春樹ブック」，出版于1991年的臨時増刊号。

8) 数据为笔者根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http://www.ndl.go.jp）进行的统计。

段。这一时期的研究产生了几点引人瞩目的变化。首先，这种变化体现在研究者的年龄上——一批年轻学者成为村上研究的中坚。他们多为日本各大学文学专业毕业的学者，普遍经过专业的文学研究训练，对村上春树的研究也基本是以文学的内部研究——即文本分析、价值判断等—为研究的重点。其中专修大学石仓美智子的博士论文《论村上春树——从“第一次”三部曲到“第二次”三部曲》（2001）是日本国内第一篇以村上春树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这不仅打破了日本文学研究的传统，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对村上春树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包括石仓的博士论文在内，日本国内共有4篇研究村上春树的博士论文。分别是：专修大学林正的《村上春树论：关于交流行为》（2001）、广岛大学桥本牧子的《村上春树论：80·90年代的轨迹》（2003）以及广岛大学山根由美惠的《村上春树研究：故事缺失时代的“故事”》（2003）。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为村上春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次，随着村上春树的作品逐渐被其他国家的读者所接受，跨国研究也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形式。2006年3月在东京举行的“世界如何阅读村上文学”研讨会即是跨国研究的一例。在这一研讨会上来自17个国家的23名村上作品的翻译者、出版社代表以及相关作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村上文学在各国的阅读与接受情况，同时就翻译方面的诸多问题展开讨论。由世界各国翻译者参加，围绕一名日本作家的创作、接受和翻译而进行的研讨会在日本尚属首次。而记录这次研讨会的专著《世界是如何阅读村上春树的》（文艺春秋，2006）则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世界范围的村上文学接受图。此外，以日本学者藤井省三为核心，组织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以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研究人员所开展的“东亚与村上春树”的国际共同研究也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这个共同研究是将村上文学置于东亚这一大背景下，以村上文学作为参照系，反观20世纪东亚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潮。跨国研究的形式体现出村上文学正在由一国走向世界的特点，而青年学者的加入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村上文学所具有的超时代性特征。

最后，这一阶段出现的新变化还表现在研究成果的快速传播上。相对于第一、二两个阶段的慢热式辐射，进入21世纪后，日本有关村上文学的研究成果几乎以同步的速度为东亚各国所接受。比较典型的一例便是小森阳一的研究。小森在2006年推出新作《村上春树论 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平凡社），转年中韩两国便出现翻译本。翻译速度之快为研究类图书中所罕有。这其中小森阳一本人的声望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东亚各国对村上研究的重视，以及当今社会信息快速流动的特点。

二、 中国大陆的村上文学研究

与日本研究界对村上春树的研究有所不同，村上文学进入我国的图书市场后并没有马上引起太多读者和研究者的注意。通过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可以发现，在村上文学进入中国的最初十年间，发表在各类研究型杂志上有关村上文学的论文不足10篇。应该说这与村上文学进入中国后并没有马上形成热销的情况基本吻合。不过在这不足10篇的论文中，却有着对中国的村上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王向远加注的《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村上春树》。在这篇文章中王向远对村上文学所表现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总体氛围——消费性。“在那里，主人公都是不知餍足的消费者，以消费的态度面对周围的一切。”此外，王向远还认为村上文学表出了“消解性”，即“自我的消解，意义的消解”。这种“消解性”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一大特点9)。应该说王向远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审视当代日本文学和村上文学，且较为准确地概括出了村上文学中一些核心性内容。但遗憾的是，这篇论文由于成文较早，缺乏更为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为村上文学贴上了一个“后现代”的标签，没能更进一步深入挖掘村上文学中更为本质性的后现代要素。考察2000年以后有关村上文学的研究就会发现，在涉及村上文学中的“后现代性”这一问题时，大家普遍认同王向远的观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理解上的误区，对村上文学的后现代特征没能做更深层次的研究。

9) 王向远 1994 <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村上春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p.56-73。

10) 林少华 1999 <村上春树作品的艺术魅力>《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p.88。

另一篇重要文章则是村上作品的翻译者林少华加注的《村上春树作品的艺术魅力》。在这篇文章里，林少华不仅介绍了《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奇鸟形状录》等村上文学中主要作品的内容，而且就村上春树的创作主题、语言特色等诸多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例如讲到村上春树的创作时，林少华就写到：“作者敏感、准确而含蓄地传递出时代氛围，扫描出80年代日本青年尤其城市单身青年倾斜失重的精神世界”。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人们感受到的是孤独、空虚、无奈和怅惘。而这些表达出都市年轻人充满失落感的心境“正是村上一以贯之的创作主线”10)。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后来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村上春树文集》总序，几乎出现在每部村上作品的正文之前。序言、后记以及封面宣传等这些“准文本”在阅读过程中与正文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作品，且往往会起到暗示、诱导等作用。林少华的这篇文章不同于一般译者所撰写的内容简介，是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研究性论文。普通读者可以通过这样的序言更加深入地理解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获得较高层次的阅读体验。但同时它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也同样不容忽视。在中国不仅是普通读者在通过“准文本”了解村上文学，大多数日本文学的研究者也是透过林少华的解读去研究村上春树的作品的。考察2000年以后出现的大量有关村上研究的论文就会发现，尽管国内对村上春树的研究各有不同的切入点，但背后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林式解读”的痕迹。

随着“村上春树现象”的出现，进入21世纪后，许多日本文学的研究者也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村上文学。大量有关村上春树的作品研究以及探讨村上文学整体风格的论文发表在各类专业杂志和高校学报上。一时间“村上热”不仅出现在图书销售市场，也出现在外国文学研究这一专业领域。以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有关村上春树的评论、论文以及学位论文目前已达228项11)之多。从研究内容上看，所撰写的论文中，数量最多的是对小说《挪威的森林》的研究。对其他作品，如《且听风吟》、《寻羊冒险记》、《舞！舞！舞！》、《海边的卡夫卡》等也有所涉及。此外，还有不少文章探讨了村上文学的整体风格以及“村上春树现象”。以研究方法来看，研究成果中有的从文本分析入手去探讨小说中的主题和内涵，如谢志宇的《解读〈挪威的森林〉的种种象征意义》（《外语研究》，2004.4）。有的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村上文学与其他作家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李柯的《试论<挪威的森林>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象征手法比较》（《东北亚论坛》，2002.3）。而有的则从小说的语言特色去挖掘村上文学中独特的表现手段，如刘信宏的《试论村上春树小说中的比喻》（《修辞学习》，2001.5）。可以说在我国对于村上文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各类研究成果近年来不断涌现，为外国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不过，与日本的村上研究相比，严格来讲中国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村上文学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研究性专著欠缺。目前国内有关村上文学的图书共10种。分别是《村上春树RECIPE：味之旅》（南海出版公司，2002）、《村上春树 音乐之旅》（南海出版公司，2004）、《遇见100%的村上春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嗨，村上春树》（朝华出版社，2005）、《相约挪威的森林》（华夏出版社，2005）、《村上春树与后虚无年代》（新星出版社，2006）、《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倾听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村上春树论 精读<海边的卡夫卡>》（新星出版社，2007）以及《村上春树 转换中的迷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其中，《村上春树RECIPE：味之旅》、《村上春树 音乐之旅》属于趣味性读物，《遇见100%的村上春树》、《嗨，村上春树》两本书中汇集了日本、香港以及台湾等地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相约挪威的森林》以感想、随笔为主，绝大部分很难称得上是研究性文章。《村上春树与后虚无年代》中虽有部分章节剖析了村上文学，但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在探讨虚无主义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而非村上文学本身。相比之下，《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倾听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村上春树论 精读<海边的卡夫卡>》、《村上春树 转换中的迷失》是较为严格意义的研究之作。其中，译者林少华的《村上春树和他的作

11) 截至2008年12月31日。

品》由独立论文和访谈组成，是国内研究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关村上春树的专著。书中独立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不过，从整体来看该书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研究。《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村上春树论 精读<海边的卡夫卡>》、《村上春树 转换中的迷失》应该说是近年来引进速度最快的学术著作。这三本专著虽然均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但引进本身对我国的村上文学研究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2） 各类论文的质量亟待提高。发表在各类学报、杂志上的论文以及相关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除前面指出的其背后存在“林式解读”的问题外，低水平、重复性生产也是十分突出的问题。目前我国有一篇关于村上春树的博士论文，直接或间接研究村上春树的硕士论文共25篇。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刘昕宇的《从“日本”的历史文脉中阅读村上春树》（2007）是我国第一篇专门研究村上春树的博士论文。刘昕宇的论文用日语完成，探讨了村上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联性。作者将村上春树置于日本战后的文学史中，通过村上春树和其他同时代作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去发掘村上文学的特质。将村上文学放到日本文学大的脉络中，试图以动态的眼光去观察村上文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文中大量使用第一手资料，对村上春树以及其他相关作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对比分析。显示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和较强的语言能力。不过，刘昕宇的博士论文在总体上缺乏一个理论框架，这使得文章在整体结构上显得较为薄弱。而其他硕士论文应该说在水平上参差不齐。以作品个案研究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田丰的论文《<挪威的森林>中的直子世界（2007）是比较突出的一篇。这篇论文突破了以往研究个案时静态、单一的情况，将《挪威的森林》中的直子形象与《且听风吟》等其他作品中若隐若现的女主人公相联系，突出了村上春树为什么会在《挪威的森林》中正面描写直子之死的深层文本构造。另一
篇题为《对都市人生存困境的思考——村上春树中短篇小说研究》（（梁彩丽，华东师范大学，2005）的硕士论文则是探讨村上春树整体创作论文中的佼佼者。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论文将研究对象锁定为村上文学中的中短篇小说，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对村上文学中短篇小说研究的空白。然而，这篇选题颇有新意的论文依然没能突破译者林少华对村上文学的某些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此外，由于语言、资料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我国的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王向远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它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2)
。笔者认为这一提法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不同的研究者应首先明确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以确定不同的研究方法。这样做不但有助于推动我国“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两个不同领域的研究，而且也可以从根本上对一些文本的误读予以纠正。

三、 韩国的村上文学研究

探讨韩国的村上文学接受以及研究等问题就不能不考虑韩国特殊的语境。众所周之，韩国在解放后相当长

12) 王向远 2001 《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p.1-12。

的时间里，对日本文化是禁止的。日本文化在韩国得以重新大量传播是2000年以后的事。这与韩国政府对日本大众文化的开放政策有着密切关系13)。从日本文学的翻译来看，1945年至1960年可以说是韩国日本文学翻译的全无时期。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文学翻译激增。特别是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对“作品性”更为重视，著名作家的作品得以反复出版。1990年以后，很多具有新时代感的作家的作品均得到了翻译14)。

在被介绍到韩国的日本作家中，从篇数和次数看，数量最多的要数三浦凌子和村上春树。自1989年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韩国译为《丧失的时代》）被介绍到韩国，到目前为止已出售70万册15)。村上春树的主要作品亦得以陆续出版。截至2006年，各出版社出版的各类村上文学作品已达77种。从年度来看，1988-1990年翻译出版4种，1991-1995年26种，1996-2006年27种。以作品来看，其中《且听风吟》7种，《挪威的森林》6种，《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寻羊冒险记》各4种16)。

比较两位在韩国颇有人气的日本作家——三浦绫子和村上春树就会发现：两人的作品，如《冰点》和《挪威的森林》都曾占据畅销书排行榜 。但二者的区别则在于，《冰点》只限于作品本身受到关注，而《挪威的森林》则在韩国引起“村上热”的同时，还在其后引发了一场日本文学的旋风。是什么使韩国读者解除了对日本文化强烈的嫌恶感而接受了村上文学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笔者以为，村上文学之所以在韩国被广泛接受其原因可归结为两方面。

一般来讲，在韩国，最积极接受村上春树的阶层是那些所谓的“386世代”。即1960年代出生，1980年代参加韩国民主化运动，1990年代时正值三十几岁的一代人。不过，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接受村上的386世代已经不是站在民主化运动前沿的学生，而是在社会运动的波涛退潮后变成社会人的386世代。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正如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在《中国语圈内村上春树的接受》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村上文学在东亚的传播有一个“后民主化法则”。这一点在韩国恐怕表现得更为突出。正是在民主化风潮过后，《挪威的森林》才开始在韩国流行。在一种虚无主义精神状态下，《挪威的森林》正好符合了“386世代”的心理需求。

其次，在韩国，村上春树的作品中还被认为带有韩国文学所没有的某种“新意”。目前已经有数篇论文谈到村上作品的新意。其中南真佑在《俄耳甫斯(orpheus)的归还》中谈到村上春树作品的魅力并提到了纨绔主义现象17)。作为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留下的遗产之一，“纨绔(dandy)”虽然在韩国社会中也存在，然而在8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只能孤立的存在。但进入90年代后，纨绔主义的作风已经深入到大众日常生活中，并在社会文化方面发挥出影响力。对于那些憧憬美式生活的一部分韩国人来讲，已经将美国内面化的村上文学是非常“漂亮”的。以《挪威的森林》为代表的村上文学正好符合韩国年轻人追求新的“生活趋势(life trend)”的要求。

在韩国，村上文学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但韩国评论界一直将其定位为大众文学，对村上文学的研究亦与大众阅读呈现出某种断裂。有统计表明，1990年至2005年在学术大会或文艺杂志上刊载的介绍村上春树的文章或学术论文共13篇。1999年至2006年发表的学位论文共19篇，且全部为硕士论文18)。这与中日两国的村上文学研究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不过，在韩国学界，把依然健在并且还在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作为论文研究对象的情况非常罕见。从这一点来讲，村上春树无疑是个例外。而这其中资深批评家柳宗镐对村上春树的作品所提出的质疑显得更为引人瞩目。柳宗镐在题为《文学的堕落》一文中对大学生们的阅读现状深感忧虑，并称《挪威的森林》是“促使高级文学死亡的、无聊的大众文学”。以《挪威的森林》为

13) 韩国政府对日本大众文化开放始于1998年。先后开放的领域包括电影、录像、出版（1998）、演出（1999）、动画片、大众歌曲、 游戏、电视广播（2000）、电视剧和音乐光盘（2004）。

14) 可参见姜宇源庸论文<如何接受的—日本文学翻译情况>,载于景园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2007年1月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日本文学翻译60年—现状和展望》。

15) 参见<被日本小说占领的韩国小说>一文。载于韩国《京乡新闻》（日报）2007年6月12日。

16) 转引自崔在吉吉的论文<在韩国的村上春树>。载于韩国日本近代文学会2007年春季学术大会论文集。

17) 南真佑 1997<俄耳浦斯(orpheus)的归还>《文学村落》1997年夏季号（第11号）：p.355-380

18) 同注16）

代表的村上文学“加速了世界的鄙俗化和高级文学的堕落，将会使未来产生一种暗淡的前景。”19)柳宗镐的文章虽然站在保守的立场上批判村上文学，但因为他的文章相当于对村上春树作品最初的正式批判，文章发表后引起韩国读书界的广泛关注。对此，有评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柳宗镐用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来立论，总认为古典的就是杰出的。古典被大众化取代，丧失了自己原来的尊严。但事实上，村上春树是在与“高级文学”的竞争中赢得了胜利20)。

除了柳宗镐对村上文学的批判外，2007年9月韩国翻译出版了小森阳一的专著《村上春树论》。在此之前的3月份，在高丽大学还举行了“在东亚阅读村上春树”的国际研讨会。会上，小森阳一以及来自中国的学者秦刚都对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村上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丧失了对暴力进行质疑的能力，同时对村上春树的历史意识也给予了批判。对此，韩国读书界亦做出了某种回应。《村上春树论》的译者金春美就在译后记中希望村上能更多地关注东亚历史，并希望村上理解“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中国人和韩国人。但值得关注的是，除了韩国读书界的某些回应外，小森阳一的《村上春树论》并没有引起广大读者的反应。这一点令人颇感意外。因为《村上春树论》并不是小森阳一在韩出版的第一本专著。对此，韩国东国大学的教授金良守先生认为：一般读者的阅读与评论界对村上文学的解读出现距离，作为批评界应进行反思。

与中日两国的村上研究相比，大众阅读与专业研究之间的断裂也许可以说是韩国在研究村上文学方面的一个特殊之处。笔者以为，造成此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并不在于韩国对日本文化以及日本文学的嫌恶感。事实上，由于村上文学在韩国被广泛接受，出版社看到日本小说得到读者的厚爱，也开始关注其他日本小说。到2006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小说达到462种21)。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在于韩国文学研究界所固守的传统文学价值观。如前所述，在韩国村上文学一直被定位为大众文学、畅销书。柳宗镐的评论也是在一种“文以载道”的文学价值观指导下而展开的。就韩国来讲，这种大众阅读与专业研究之间的断裂，或许在未来将成为促使韩国研究界重新审视村上文学的一个契机。

结 语

通过以上对中日韩三国村上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的考察，可以看出：日本在研究村上文学方面起步最早、成果最多。同时这些成果在信息传播日益发达的今天正在以几乎同步的速度向中韩两国扩散，并对中韩两国的村上文学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对村上文学的研究无疑成为了一个热点。不过，正如笔者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村上研究存在着低水平、重复生产的严重问题。如何将村上文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当前摆在中国国内外国文学研究者面前一道课题。笔者认为，真正深入到文本内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所引进的几部村上文学研究专著成了很好的范例。韩国虽然将村上文学定位为大众文学，但从文学研究的传统以及现状来看，对村上春树的研究还是非常重视的。由于韩日两国在语言上存在某种相似性，韩国翻译出版的村上文学被认为最忠实地再现了村上春树作品本身的韵味。由此，我们或可以期待韩国的村上文学研究将会出现更多的丰硕成果。

19) 柳宗镐 2006 <文学的堕落>《现代文学》2006年6月号：p.200-210

20) 曹泳日 2006 <批评的贫困：柳宗镐与村上春树>《文艺中央》2006年9月（第115号）：p.262-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