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森林里对待日本的两种态度

明日帝国 (2003-05-12 18:07:00)

谈谈森林里对待日本的两种态度

只要在森林里呆得久了，就会发觉对待日本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声音。一方面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他们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痛而现在趾高气扬的态度的不满和愤怒，只要看看不少大的论坛都有抗日纪念版，里面痛骂日本的声音不绝于耳，其中有些是有道理，有些纯粹为了发泄无理取闹，渲哗取宠。就如我来说，当看到其中一些好文章时，也会感动，乃至愤怒。例如，我曾转发过《日本，中国？愤怒吗？(转载) 》，在村上论坛里。而其中，渡边也发过类似的贴图，标题是《[贴图]日本鬼子！我恨！可我还看他们的书，起他们的名字，悲哀~》，这其中很能代表很大一部分人的矛盾心态。

一方面，我们对日本的文化（漫画、日剧、村上小说等），心向往之，例如这个论坛，本就是因为一个日本人的书而开的，但一方面，对他们可能又有某种潜意识的抵触情绪，如如渡边兄所说：“可我还看他们的书，起他们的名字，悲哀~”。一方面对日本先进的物质文化，良好的现代国民意思暗自敬服，但对日本人的仇华心理，日本政府至今未完全承认和深刻反省其战争的罪行，也令人无奈和愤怒。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能把日本的文化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割裂开来吗？为什么产生过《源氏物语》，产生过村端康成，产生村上春树，产生《恋爱世纪》的国度，同时也产生了“军国主义”，居然会侵华，居然会南京大屠杀，居然会拒不认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相信这是网友渡边的矛盾心态，也是我的。其中近代以来，很多文学名家，他们对日本文化向往、学习、陶醉。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都先后到过日本留学。郭沫若的前妻还是日本女子。他们的笔下都表达了对日本秀丽的风景，美好的文化的热爱。郁达夫的成名作《沉沦》就有日本私小说的味道。对温柔多情的日本女子的留恋，对于正直的日本人的敬重，也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有过反映，如鲁迅的《藤野先生》还被编入教科书。

但所有这些并不能阻止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当日帝打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时，他们都先后都拿起了刀或笔。郁达夫还在南洋杀身取义成为烈士。

有人也许会说，我们热爱的是日本的文化，和侵略及军国主义无关。然而，一国之国民，其行动是受其文化之深影响是最深的呀。有人会说：日本的排外及军国主义只是政府当局及一小撮人所为，广大的日本人民不会上日本政府的当的。真是这样吗？恐怕在日本占主流的正是新兴的军国主义吧？

喝维它奶、看七龙珠长大的一代如我们者，对昔日的侵略并没有切肤之痛，但日本的新鲜、顽皮像可乐一样好味的日本流行鲜活活的摆在眼前时，怎么能不心向往之呢？
于是，这种矛盾的心态便出来了。

应该怎么办呢？这得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吧？例如对村上的热爱，这并不防碍我们钓鱼岛事件上对日本的遣责。

大毒枭 (2003-05-12 20:26:00)

顶部 | 返回 | 村上春树的森林

怎么会矛盾呢？想清楚就不矛盾了。首先是立场问题，我们的立场是站在中国一边的，也就是说站在自己一边的。日本好的东西，我们当然要拿来了，许多好的东西是没有国界的，比如科学，比如艺术，甚至比如一些日常的用品。但真的打起来，就要知道自己是哪一边的了，就要拿大刀砍到鬼子头上了。
平心而论，生存的竞争而已。就象这世界上，我们不能说羊是好的，狼是坏的，但如果我们恰好是羊，狼对我们就是坏的。

源光家 (2003-05-15 19:17:00)

顶部 | 返回 | 村上春树的森林

日本的企业精神受到了中国唐宋明清以来禅文化的深巨影响，再加上西方的科学思维和管理，才有了日本今天的成就。
　　中国禅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内在的充实和外在的起用，也就是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外在能否起用、起用的大小如何，就在于内在是否充实、充实的大小如何。
　　日本人活学活用了中国的禅文化，把禅文化的精神充分的融入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之中。
其中最典型的是铃木正三，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战国时期末年，日本的社会正由混乱走向建立秩序的过渡时期。
　　铃木和后来的日本企业家都提倡一个响亮的口号：工作坊就是道场。
　　因此，日本把禅佛之道从天子以至庶人运用到日用平常生活之中。小至个人卧室家园，大至工厂公司，庙堂社会，全以工作坊就是道场的精神来认同来执行来推广，尽其业，乐其群，修其行，行其道。
　　中国从满清末年，梁启超、鲁迅等仁人志士就开始向日本学习这种积极正信向上振奋人心的精神。
　　这种精神也就是商业道德，在日本企业中处处体现，处处闪亮，一个小糖果包装精致得如一个艺术品，一个产品的生产，惟恐不为客户带来利益方便，希望所食之人，所用人之都能获得大利益方便。
　　这种精神用之于企业如此，用之于社会各个阶层亦当如此，这就是所谓多快好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旨，奉行实践的却是日本企业。
　　“日本人能，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是八十年代美国人提出的口号，他们由日本企业精神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因而加速了他们IT产业的革命，进而领袖了新经济时代。
　　正是铃木正三开启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大门，他以中国的禅文化作为试金石，使得日本大和民族的魂魄振兴图强，成为近世新经济时代中又一强势。
　　面对着工作，面对着生活，一颗佛心(直心、爱心)就足以承当，使心知佛，百工之人必尽其业，皆与世界有情有所利益，这本是禅文化的使命和任务，而近世日本的索尼、松下等日本大企业，他们都以一个指标，一个口号来号召员工，诸如：“我们的成功，就是全日本的成功，全日本的成功就是世界人类的成功。”
　　日本的企业正是应用了禅文化的精旨，抓住了禅文化的实质：一分的自觉就有一分的智慧，就有一分的德行，就有一分的企业精神。
　　你有一分的自觉，一分的智慧，一分的德行，一分的企业精神，你就一分的不会污染山河大地，一分的不会产生假冒伪劣产品来坑人害人。
　　惟有这种企业精神才是我们当代企业所应追求的目标，惟有这种企业精神才是我们当代民族所该尽力而为的任务，惟有这种企业精神才是当代所奉行的可持续发展性战略。
　　总之，日本当今资本主义的精神，大和民族的灵魂，正是经过铃木正三等人从中国禅文化中提取精华而精心擘划，苦心经营成就和魂汉才的大和文明，而为明治维新成熟作出了贡献。
　　我们应该从中体取教训和经验，为我们自己的企业精神作出更新换代、创世纪的理念。

源光家 (2003-05-15 19:20:00)

顶部 | 返回 | 村上春树的森林

最近在看本尼迪科特(以下简称本)的《菊与刀》(以下简称《菊》)，这是一本很有名的关于日本文化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著作。看了以后，除了学习和体会(因为是老师推荐的参考书)，还想用它的理论来点分析，权做消遣。如果大家不同意这些观点，就去怪《菊与刀》。

　　在清里死后，雪代巴的反应是要找个人报复，老实说，我第一次看时很震惊，因为当时她根本不知道凶手是谁，也就是说，她也许要对无辜的人实行报复，这是非常没有人性的想法老实说，而且有点变态。但是如果联系日本的文化模式——所谓“耻感文化”，也许可以对它有个解释。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雪代巴回忆清里之死时，画面上是巴一人端坐，血红中隔壁房间的人映在纸门上，巴的背后人言籍籍，大家议论清里为了虚荣去京都。“耻感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人对周围人非常敏感，也就是说对自己的判断完全建筑于别人的看法。巴对自己的看法，因为没有表白自己的感情使清里去了京都，应该说也是与别人的议论一致的。因为无法容忍别人对于自己的评论，也许也是去报复的一个原因。

　　而本在《菊》中也指出，日本人将自己的生活分为几个世界，比如“孝”，“忠”“恩”，“情义”，其中情义是非常奇怪的，一方面，觉得情义是讨厌的事，另一方面，有时候又认为为了情义，可以不忠，不孝，比如武士对主君的情义，可以超越对将军的忠。清里和巴之间，将缔结婚姻关系，也可以说是情的范围内，但是与现代人的恋爱又有所不同，可以说是混合了青梅竹马，相互依恋，友情等等。巴为了情义，抛弃了孝，离开父亲，这是现代人的观点了，对于当时的人，必定有激烈的心理斗争，但是动画中并未表现。这是时代的原因。

　　在《菊》一书中，作者指出，日本是个讲究报复的民族，但是又有很多办法预防报复，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把报复指向自己。巴的报复，其实就是指向自己的，她毫无目的的拿着刀走出家门，就是自己的放逐之旅。以武士之女的身份去做下女，除了为了接近敌人，也是对自己身份和这一阶级教养的反动和报复，以使自己堕落的方法惩罚自己。本在书中一直以美国的金钱交易来比拟日本的文化，就是有恩必有报，一定要双方的付出达到平衡才可以。对于清里付出的感情自己始终不能偿还，而且也没有机会了，这是对自身尊严和人格的损害，所以要惩罚自己，以痛苦偿还别人的情义，这大概也是巴的一个逻辑吧。

源光家 (2003-05-15 19:29:00)

顶部 | 返回 | 村上春树的森林

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伴随着文化的清算。也就是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过去的时光不再”的时候，伴随着体制的转换和人事的更新，要对迄今为止的方法论作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现在在日本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但是，这个清算究竟会再多大程度上进行？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呢？

在当今的日本，对于战后迄今的发展历程的文化的清算，主要表现在对“羞耻的文化”的清算上。日本文化的根本是“羞耻的文化”，这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已经揭示了的。这个结论也为很多的日本人所接受。但是，现在，正如许多日本人大声疾呼的那样，“羞耻的文化正处于崩溃之中”。

按照最一般的表现归纳，羞耻文化的主要表现在：
1、对于“周围的人”对于自己、对自己所属的集团的看法非常在意。为了别人的看法而调整自己的行为。
2、对于胜负的结果异样的执著，为了获胜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而所谓的胜负是横向比较的胜负，盯住某一个特定目标展开竞争，或者以进入某一特定社会阶层为目标。
3、对于自己的行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感到羞耻。

所以，羞耻文化崩溃主要表现在：
1、 “完全没有羞耻的感觉”，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或者感觉“羞耻”的范围只限于很小的圈子内，对于“世上人”的反应不在意。
2、干脆放纵自己，拒绝参加竞争。放弃过去的比较标准，只在同伴的范围内展开比较。置大多数人的反应于不顾。
3、对于自己意识中感到重要的要素很在意。

最能表现第1点的莫过于今年9月发生的一件事。大型超市“西友”集团在札幌的一家分店和位于琦玉县狭山市的一家分店，从2001年9月开始将外国产的猪肉当作日本国产猪肉来卖，事件被揭发以后，该店为了挽回社会影响，于2002年9月27日宣布将伪造产地销售了的猪肉金额返还给消费者。返还金额本身应该是企业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无可非议。问题是返还办法。本来，可以采取比较审慎的办法，用收款机收据作为返还依据。但考虑到顾客不会把收据保留这么久，西友决定以顾客自己申报金额的方式返还。也就是把赌注押在了“顾客是诚实的、是知道羞耻的”这么个虚幻的假象上了。

结果，到了预定开始返还的前一天晚上，札幌的那家分店就不断有人来造访，到29日早上开店前，门前已经排了近100人以上。而且大部分是从来都不会光顾超市的打扮入时的年轻人。他们大声地叫骂着：“还我们的钱”，还有两个人居然袭击商店的保安，因而而被拘留。真正在这个商店购物的主妇们，反而由于害怕不敢接近。电视报了北海道的情况之后，琦玉县那家店也发生了同样的骚动。结果两家店原定的从9月29日到10月6日的返还计划，仅仅两天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

两天时间里，札幌的分店共支出了5000万日元，琦玉狭山的分店共支出了1200万日元。而这两家商店在1年间全部的猪肉销售额仅仅2100万日元，涉及到虚假表示的猪肉销售额仅仅420万日元。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钱是被“假消费者”骗走了。来要钱的人大多数从未在那两家店里买过东西。

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引起了人们对于“羞耻文化”崩溃的恐惧。对于作假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惩罚。但是，这件事也揭示出一个可悲的社会现实，那就是多数年轻人毫无罪恶感和羞耻心。

某大学教授这样解释那些年轻人的心理：“对于他们来说，与自己没有关系的其他人的存在就象石头或者背景一样，对于石头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感到不好。”因为这样的心理作怪，他们可以在公共场所“旁若无人”地做出各种丑态。

人们在习惯上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亲属圈、友人圈、熟人圈，此外就是居住圈和“普通人”了。过去，日本的感到羞耻的对象，是“居住圈”这个比较大的范围，在不会把自己的丑态传回居住圈的特定条件下，可能干坏事。但是现在年轻人的顾忌范围，既不包含熟人圈，也不包含比较广泛的友人圈，仅仅包含了“同伙圈”这个极其狭小的范围，也就是“友人圈”中最近比较谈得来，能够进行意识沟通的几个人的圈子。除此以外的人们，在他们的眼中如同山上的石头，不在顾忌范围。同伙圈的基础是所谓共同意识，能够让他们得到满足的东西就是好的，不能满足他们就是怀的，其他的问题一概不考虑。而对于世上大多数的人来说，这种价值标准既难以理解，又不可能接受，当然属于外部世界。

关于第2点的表现，是现在不愿意加入社会竞争、或者拒绝进入社会的人大为增加。现在日本社会中没有固定职业的“自由职业者”多达400多万。大多数是19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对于高中毕业的人的社会雇佣需求大幅度减少，2000年对高中生的招募人数只有92年的6分之1。另一方面也由于价值观的动摇，出于一种“日已暮而途仍远”的无奈心理，不得已而倒行逆施。他们的精神深处有一种劣等感：“反正自己是成不了器了”。于是干脆处处和社会唱对台戏，走向极端利己的方向，通过扰乱周围人们、故意做出惹人注目的行为，获得一种廉价的满足感，一种自我陶醉。他们感觉到的不是他人眼中映出的自我，而是自我意识中刻画出来的自我。

涉及第3点，他们感到重要的要素都有什么呢？好像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战后一段时间，曾有过在生活水平上与他人比较、在公司内的升迁快慢与同期参加工作的人比较。要求自己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要求赶上升迁的班车。现在的年轻人感到羞耻的事情却是“别人有的东西我没有”，也就是走向了极端的物欲主义。

至于这种“羞耻心的丧失”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是从“团块世代”以来的影响：“在团块世代的青年期，不考虑公共问题、只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行事的‘日本式个人主义’，省略议论和对话、只以人数多寡定胜负的‘日本式民主主义’就已经扎根了，这大概是问题所在。”事实上日本也存在这种只要有相当数量的人追随，坏事也能变成流行的习惯。事实上，最近一系列的企业、官僚、银行、政治家的丑闻，也说明了上一代人、甚至上上一代人就已经出毛病了。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长寺岛实郎先生则认为，现在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团块世代世界观的“私生活主义和拜金主义”，而拜金主义的是产生于“如何看待日本战败”这个问题的。

源光家 (2003-05-15 19:31:00)

顶部 | 返回 | 村上春树的森林

日本军刀，主要是指1934年至1945年间旧日本“皇军”陆、海、空军官和士官佩带的颇具日本传统的指挥刀。

　　德川幕府末期，日本陆军采用法国式的训练方法。普法战争后，法国战败，日本便改向德国学习军事。明治十八年（1885年），以麦克尔少校为代表的德国军官来日本陆军大学任教，日本陆军的战术和军制从此师从德国，海军则为英国制。不仅如此，连指挥刀也西洋化了。
明治天皇和重臣伊藤博文等，戎装时都佩西洋式的指挥刀。至二战之前，军官佩带有樱花纹饰的西洋式指挥刀，更有一种刀柄加长，西洋护格的东、西洋“合璧”的指挥刀，与日本式的军刀并行不悖。

　　1933年2月6日，荒川五郎、栗厚彦三郎等在东京下议院向政府提出复兴日本刀剑的建议案，以提倡日本精神及固有文化，获得一致通过。一个月后，侵占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第6、第8师团和混成第14、第33旅团等部8万余众，分别向我长城冷口、主峰口、古北口等处进攻，长城抗战爆发。3月11日中国军队第29军第37师大刀队在赵登禹旅长的率领下，乘雪夜迂回至喜峰口日军侧后，摧毁敌炮兵阵地，歼敌服部炮兵大佐（上校）以下步、骑、炮兵3000余人，中国大刀凛凛生威。当时的日本报纸说：“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以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因此，在荒木陆军大臣、柳川陆军次官、山冈军务局长等皇道派头面人物的倡导下，日军遂于1934年废弃华而不实的西洋式指挥刀，军官一律改佩日本式的军刀以谋应对。

　　　曾有一篇文章说：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日本刀面对中国大刀并不占有优势，大规模白刃战时大刀更显威力。”

　　“比较一下这两种刀就会发现：日本刀刀身很窄，但由于采用精钢作为原料，锻造及淬火的工艺十分精良，因而强度很高；刀刃锋利，波浪形的刀纹清晰可见；刀鞘及护手的外形精美，被世界各地的收藏家视为珍品。反观中国大刀，通体由整块钢铁打造，钢质一般；刀身特别是刀头部分较宽，刀尖呈上斜形类似《武经总要》中所描写的“前锐后斜”的宋代手刀；长柄末端有一圆环。虽然大刀无论在钢质，刀刃，工艺及外形上都比不上日本刀，但是大刀是根据实战需要而诞生的，钢质和工艺的要求低使得任何一个农村铁匠都能制造；宽厚的刀身让锋利的日本刀也对它无可奈何；在砍劈时运用自身重量来弥补刀刃的不足，所以在与日本刀的战斗中并不吃亏。”

　　日本式军刀采用传统的“阵太刀”即长刀的形式，连刀鞘总长101厘米。军官刀与传统的日本刀相同之处是：刀柄以珠粒细密的白色鲛鱼皮包裹，长26厘米，并用丝带编花缠绕。刀柄近护手处用“竹钉”贯通固定刀身。护格（称“锷”或“镡”）为铜镀金，有镂空和不镂空两种。刀刃近护手处有日本刀特有的铜制夹刃（称“鎺本”）。传统日本刀是完全手工精心锻制，军官刀是机制加手工。

　　　一般日本刀刀柄与刀刃比例是1：4，军刀刀柄与刀刃比例亦如是，装配制式的刀柄与刀刃比例为1：2.36。刀柄双手持握，劈刺凶狠有力。笔者比对周玮先生援引仰木弘邦《古刀铭尽大全》所示的十一种不同的日本刀的柄形（与刀刃同铸的柄，非装配后的柄），军刀的柄形是所谓的“平横”形。军刀刃长61.5厘米，与日本刀的刀刃弯曲度大致相同，其弯曲控制在锋尖下5寸（称“物内”），砍劈时以此处力量最大，符合力学原理。日本刀刀背（称“栋”或“脊”）有三种形制，三角、梯形、半圆，军刀采用的是三角形。刃尖（称“帽”或“鋩”）有30种之多，大同小异。依笔者而识，军刀的刃尖与日本刀“烧诘”形近似。

　　此外，军刀刀鞘与刀有闭锁装置，刀柄上两侧的丝带下各有三朵并联的樱花铜饰，还有雕花的刀穗环和双面色编织的刀穗。刀穗是日本军刀重要的饰物，丝带内侧的色彩，以金、红、蓝为区分将、佐（校）、尉军阶的标志。平时佩带，亦有将佐把刀穗用两道皮扣扣在军刀长柄之上。刀鞘为金属制，棕色烤漆。军刀刀鞘有与刀带挂钩连接的环，陆军为单环，海、空军为双环。

　　1935年士官也配发军刀，称九五式军刀。刀柄仿照军官军刀刀柄的花纹（如樱花和丝带缠花）用铜或铝压制而成。刀的闭锁装置如同日本三二式骑兵军刀，为桥式，但不在刀柄一侧，而是在刀柄上部（持握时手掌的虎口处）。此外，士官军刀刀刃有血槽，形制为日本刀中所称的“棒槽”式，即一条血槽由鎺本直贯刃尖。护格、刀穗环无花纹，刀鞘为皮制。士官军刀制作完全为机制，有不少与三八式步枪配用的三十年式刺刀一样印有三环（工厂出品标记）。

　　大概是传统日本刀中革卷大刀“鞘用革包坚缝之”的影响，许多下级军官和士官为了保护军刀，用牛皮包住刀鞘，缝制精细。在寒区的士官冬季还将金属的军刀柄套上白布罩。日本军官受日本传统武士道的影响，钟爱自己的军刀，视其为精神象征。军官军刀是自费购置，除刀外装有统一规定外，刀身可自己选配。有些军官出身名门贵胄，将家族所传的名刀装配制式的军刀柄和鞘，带上侵略战场，识者可从刀刃上的花纹和夹刃辨知。如刀柄上刻有“广光”的军刀即是刀主装配制式军刀柄、鞘的日本名刀。“广光”为古日本武士刀三大名匠师之一冈崎正宗的直系传人，与同流派的秋广、广正、广次的制品虽有高下之分，但风格极相似。

　　日本陆军装备的三八式6.5毫米步枪的表尺座后面有象征皇室的菊花图案（菊纹章）。日本军官军刀则饰以樱花，刀柄、护格、闭锁按钮、刀穗环、刀路铜饰、挂环座等处，计有大小31处樱花的纹饰。

　　日本有句俗话。“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这是日本人传统价值观的体现。樱花被日本人视为国花，甚至在日语中几乎所有美和好都用“樱”来修饰。日本人的樱花情结，主要是对樱花花期短暂，倏开倏落的方式的共鸣。在《百人一首》的和歌集中，纪有则咏樱花说：“春光空明丽，春日何悄寂；愁心醉不成，好花披满地。”花落时，一瞬间树上粉红的樱花全部飘落，仿佛逝去的一切。日本人认为，这如同慷慨捐躯的武士之魂。明治时期会津白虎队那样的死法，被视为武士道的典范。樱花凋谢的情景，是武士理想的归宿，正像当年日本军歌中唱的：“我们像樱花凋落那样为国捐躯。”

　　在军国主义薰陶之下，军刀成为日本军人的精神支柱。像步兵重视刺杀训练一样，军官从幼年军校开始就注重军刀搏杀的“剑道”训练。从明治时期，日本陆军中央和地方幼年学校（相当初中一二年级）即设有剑道课。据说曾任关东军参谋长，后成为首相的战犯东条英机大将，在幼年学校时热衷剑道，成为军官候补生时，常在激越的《川中岛》、《城山》萨摩琵琶乐曲声中挥刀而舞。剑道训练和竞赛的头盔护具日后也用于日本军队的步枪刺杀训练。这种竹剑、木枪及护具和日式的对刺训练方法，1923年前后冯玉祥将军在北京南苑练兵时，由留日士官生引进到我国的西北军中，因器材的限制，未能全军普及。

　　日本军刀在侵华战争中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1937年10月侵华日军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率部攻占南京后，所属的第6、第18、第14师团和国崎支队烧杀最为凶残，中华门、通济门、挹江门、下关等处的屠杀都是第10军所为。柳川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曾丧心病狂地说：“请问日本哪一位将军的军刀上没沾过血，战争还分得清士兵和百姓吗？将军夸宝刀，功在杀人多！大和民族的武威离不开一柄青锋杀人刀！”

　　1945年1月2日，柳川因肝癌病危，死前示意家人取来军刀，双手抱住军刀不肯放开。南京大屠杀另一元凶，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中将（后晋升大将）1945年8月14日听到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后，斟了一杯“松竹梅”雕花酒，取出天皇御赐的“奉节”军刀，刀出鞘，寒光凛然，他把酒洒在刀上，抱着军刀，痛哭失声。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手提军刀的日本军人在南京的暴行。1937年12月13日，日军第6师团第45联队中队长田中军吉大尉，手挥一把称为“助广”的军刀，在南京挥刀斩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从中华门到水西门，据称“杀遍南京城，斩首300余”。这是我们永远不能遗忘的一笔血债。有一幅著名的历史照片，一个头戴军帽，身穿白衬衫的日本军官，正举刀向跪在地上的中国青年砍杀，此人，就是田中军吉。这个凶犯，终究未逃过中国人民的惩罚。

　　另据当时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报道：“（十二月五日浅海、光本两特派员发自句容）在攻向南京途中，以‘刀劈百人’为竞赛的片桐部队（日军第16师团）青年军官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又是站在最前线奋战，进入句容城。在到达句容之前，向井少尉砍死了八十九人，野田少尉是七十八人，战绩甚为接近。‘刀劈百人’的超纪录向井一○六——一○五野田。”当时报纸有两人手扶军刀在南京拍摄的照片。战后，中国政府将这两个凶犯逮捕归案。

　　1945年冬天收缴投降日军武器时，时任国民党第16军22师辎重兵营营长的余鸿成，奉命去河北定县接收日军第一旅团的全部军马。在军马移交完毕后，日军联络官代表旅团长向余鸿成上交了10把军刀，其中有一把在刀刃近护手处的铜制夹刃上刻有“南京之役杀一○七人”的军刀。据其回忆，这把杀死107人的军刀样式明显与其它的刀不同。当时余鸿成深信这把凶刀不吉利，他请一同接收军马的军工兵营李营长将它与其余四把刀带回上交军部。以后它被当时任16军中将副军长的魏炳文（耀斗）留下来收藏，辗转带到了台湾。日本人曾多次出重金收买而遭拒绝，为躲避纠缠，魏将军先后四次搬家。台湾台北索斯比公司估价此刀至少价值l00万美元，魏炳文去世后，1987年由其弟魏炳超、其子魏亮捐献给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收藏。

　　魏亮说，这把刀很厉害，一尺厚的马粪纸，一刀下去就能砍透。他小时候拿刀砍树，用力很猛的时候，握刀柄的手打开，手掌上沾满了许多血渣。

　　旧日本军官不独在侵略战争中用军刀杀人，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也用军刀行事。1935年，日本军部皇道派与统制派因权力之争，皇道派少壮军官相泽三郎刀劈军务局长永田铁山。1936年日本军队中的皇道派少壮军官发动的二·二六事件中，驻东京的步兵第一、第三联队和近卫步兵第三联队1500名官兵，在安藤大尉的指挥下袭击内阁高官，前首相斋藤实身中47弹，又被军刀砍了几十处。高桥藏相和渡边教育总监都是被枪击伤后，又被人用军刀砍死。

　　日本军刀的另一作用是切腹，军官在军校中就有武士道的剖腹程序训练。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认为，日本人是“耻感文化”，对此日本人也颇认同。1939年号称精锐的日本关东军与苏军激战于诺门坎，关东军惨败。战败的指挥官和交换回来的俘虏深感耻辱，不久便用军刀剖腹或用手枪自杀。这些遵循武士道传统的军人在军籍册上都是以“光荣战死”处理的。因侵华而封男爵、官至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大将，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切腹。年已七十的本庄繁，自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天皇陛下的侍从武官长………”

　　军刀也用于奖励。1943年5月23日，时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召见策动国民党庞炳勋部降日的田中彻雄少尉，不仅颁发了军功状，还赠与他一柄特地从国内寄来的军刀。

　　日本军官重视军刀还有一例。1973年菲律宾的卢邦岛发现了两个旧日本军人。菲律宾警察赶到时，日本军人立即举枪射击，对射中一名日本军人被击毙，另一名逃入密林中。后经查明，被击毙的是一等兵小冢金七，身边扔着保养良好的三八式步枪；跑掉的是少尉小野田宽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奉命潜伏（自称是没有接到命令），竟在异国的山野中秘密地生存了28年。逃走的小野田少尉直到昔日上司亲自来找他，才肯离开。他要将保存良好的军刀亲自交给天皇。

　　这里要着重提出的是所谓“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的军刀。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道：“（1945年）11月8日　今天将各自所持军刀、手枪及望远镜集中交给中国方面。”他又注“据说我交出的军刀，后来何应钦将他赠送给美国MBA运动（1938年在美国组织的和平运动，总部设在瑞士）的创始人李普曼博士，该博士作为和平象征用以装饰自己的住宅。然而，长谷川峻国会议员却说他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看到刻着我名字的军刀。这是中共虚假宣传之一例。”

　　事实上，主持受降任务的国民党何应钦上将拿到冈村宁次的军刀之后，专做了一个红木盒盛放军刀，盒盖上刻“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呈缴自佩战刀一柄谨呈委员长蒋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于南京”的字样，立即送与蒋介石。1949年蒋介石仓皇逃走时未及带走，此刀连盒为我军所获。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的何应钦自然懂得冈村宁次军刀的意义，这样重要的战利品他怎敢送人，何况是外国人。

　　1945年中日双方在研究日军投降问题时，十分重视军刀问题。冈村宁次在9月2日向何应钦提出《有关停战协定之请示事项》，共五条。其中第一条第二款要求“请允许指挥官携带刀剑返回日本”立遭我国拒绝，除此之外各条照准。曾有这样一件事，在遣返回国的日本战俘船上，一个大佐仍像往日一样向一群士兵发号施令，一个士兵发现这个军官没有带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就问：“长官，你的军刀呢？”军官羞愧而去。

　　1945年9月7日，何应钦派参谋王武上校会晤侵华日军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时，当今井武夫问及9月9日投降签字仪式时，冈村宁次是携带军刀入场，然后向中方呈交，还是不带军刀入场。王武答复采取不带刀入场的形式。这样，就少了一个极有历史意义的场景。当时的新闻媒体和舒宗侨先生的《抗日战争画史》都没有在投降仪式上呈缴军刀的报道。笔者注意到同年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战列舰上，以重光葵为首前来参加投降仪式的日军将领也未带军刀。是中国方面参照盟军的成例？亦或是何应钦将军对日的宽仁之心？不得而知。

　　抗日战争中，除正面战场外，我八路军、新四军亦大量缴获侵华日军的指挥刀。1945年2月，新四军4师骑兵团奉命护送两名美国飞行员，经过7天艰难行程，分手时，飞行员史密特、瓦特执意向骑兵一大队政委徐春阳（后晋升为中将）索要纪念品，徐政委把两把缴获的日本军刀送给了他们，作为两位美国飞行员在中国参战的纪念。许多日本军刀为我军高级将领作为战利品珍藏。许世友上将去世后，留下了当年缴获的十多把日本军刀。这是将军以及中国军队抗日战争功勋的历史见证。

源光家 (2003-05-15 19:43:00)

顶部 | 返回 | 村上春树的森林

前几天在〈萌芽〉里看到一篇解析日本文化的文（眼睛闪闪），看着看着就越发觉得和很多动漫里的情形吻合，于是就借用（是借！！！）里面的一些经典句子"凑"成了这篇文~~~
日本是一个充满矛盾对立，叫人难以理解的民族，在〈菊与刀〉----那本大名鼎鼎的剖析日本人的著作中，有这样的叙述，"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背叛，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

广告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段描述中找到很多自己熟悉的动漫人物？阿修罗王外表优雅，颇有一股与世无争的味道，但天界的一切动乱偏偏就由他挑起；苍紫的喜好是打坐和茶道，但为让京都密探得到第一的称号（或者说这是他本人的意愿），而屡对剑心动手，甚至把刀对向了长老。"黩武而又爱美"在动漫中直接表现不多，但不可否认，在动漫中的人物大部分都非常美型，就连大反面也是（注意，有个别例外），像心宿，帝释天，宙斯，宗一郎……

不是有很多动漫迷"第一次知道坏蛋也是如此漂亮"吗？从这个方面想，不爱美又怎么会美型？（我真是会牵强附会呀！呵呵）而很多人是集上面性格之大成的，像齐藤千穗笔下的很多男二角，西泽儿，三神弦……这只是一小部分，有兴趣的同胞们可以拿熟悉的漫画人物对号入座。

"一个世界上礼仪最周全，最爱美，最具艺术情趣的民族，又是一个最好战，最残忍的民族。武士的形象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武士的残忍，刚强和优雅，温良，组成了一幅对比强烈的人物图案。"苍紫再次上榜。干达婆王追随强者，也可谓之好斗，而对"最特别的人"苏摩，也可下毒手，可谓之残忍，但身为乐师的她，却又集优雅，美貌于一身。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阿修罗，身为斗神，封印解除后，当然好斗，而且黩血，可一刀砍死原与其朝夕相处的龙王，可杀母（虽然舍脂也不是好人），而且尖耳金瞳，妖艳迷人。还有星史郎，封真……我看也只有日本人创造的出这样的人物。

"我杀你固然有些残忍，但又不能不杀，所以，我尽量杀的漂亮一些，我要用最美丽的刀，最得体的动作来取你首级，这样也对得起你，你也可以死而无撼了。"这也是剖析日本人的话，对此在动漫里同样有一大堆的对应，剑心的飞天御剑流，神威和封真手中的天剑，阿修罗的修罗刀，干达婆王的竖琴，苏摩的双月叶……可称最优雅美丽，巧夺天工的杀人武器了。再看高达，赤色高达，飞翼高达……不都是美的（抱歉，对于高达的深刻意义我倒没理解多少，倒是觉得每款高达都很漂亮）。更绝的是，CLAMP姐姐们更意在表达杀人的肢解美……（日本人还不是普通的变态呀）

刚开始看日本漫画的人肯定会吃惊，怎么正义和邪恶的界限如此模糊。"日本人头脑里没有罪恶的概念，也不承认善与恶的对立，他们同时生活在所谓'人情的世界'和'义理的世界'，他们让善于恶各得其所，灵与肉同时得救。""在日本人的头脑里却不存在这样一种截然不同的区分，在他们看来杀人有杀人的道理，和平有和平的道理，这是发生在不同场合的性质相同的事，是同一码事的两个方面。"这似乎是高达系列中永远搞不清什么是正义的其中一个原因（其他的原因就是它的现实性了），似乎正面反面（实际已经分不清谁正谁反了）都有自己战斗的理由，而且听起来都很有道理。〈X〉战记中的天龙地龙的理由更是"冠冕堂皇"的不得了，〈浪客剑心〉中的幕末，又孰是孰非，更平常的〈柯南〉中大部分侦破的案件的实由，〈东京巴比伦〉中所娓娓道来的现实，又孰是孰非。这要拿到我们高中的政治课本上，老师会给你讲历史的必然发展，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理性的，但在这条条框框下却掩饰了人类的悲哀。（跑题了，转回来）

把这些种种表现联系起来，上述文章称"这种调和，消解二元对立的能力，为日本人特有的思维'柔软性'。"它还表现日本人兼有热寒二重性格，"突发而且易变，忍从和叛逆，消沉和亢奋，极静与极动，微妙的集于一体。日本人在一副彬彬有礼的面具后，却是喜怒无常，很受情绪支配，其性格就像日本的天气，说变就变。"看，CLAMP姐姐们最善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内容。阿修罗在转眼之间，从天真的小猪一下子变成了冷面无情的斗神，封真和星史郎更是我变我变，我变变变！真是变换莫测，骗的大家伤心不已。这么一看，日本人都这德性。而"柔软性"还表现在过于相信精神的力量，轻视物质的力量。日本漫画中有大量与运动有关的题材，如〈SD〉，〈足球小子〉，〈棒球英豪〉，而其中往往出现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如，湘南战胜山王，在中国人眼中，湘南这样的球队就是作为黑马与山王这样的顶级球队也有一段不小的差距，但日本人硬实让湘南的"不良军团"大发精神力量，打败了天王。还有〈足球小子〉里进一个球前总要酝酿半天精神力量（一集三十分钟的动画，先心理斗争二十分钟，再咣的进一球，鼓掌~~，所以一场球踢了七八集也不奇怪了）。像〈星梦天使〉，〈溜冰娃娃〉，〈蝶梦巴蕾〉……这样的少女运动漫画，更是直接与女主人公的心理思想挂钩，精神力量关系着比赛得胜负。可见日本人远远重视精神力量超过物质力量。而这在实际面前并不是都行得通的，二战是日本与美国等盟国开战，日本国小物资缺乏，根本不是对手，失败也是必然的。从这点看，日本漫画的不现实性也有理可据。台湾少女漫画的画风很像日本，但我们也可辨别其中的差别，就是因为两地的思想本质不一样。

打了这些，也只是我作为一个对日本文化有兴趣的动漫迷在看到一篇对此分析的精彩文章后的对日本漫画的有感而法（不知道如果专业人士看了会不会吐血）。因为我很少看少年漫画，所以对那方面论证不周，而少女漫画又举例太少，因为一提笔就想到CLAMP姐姐们的大作，汗~~~请多多包涵吧！闪~~ By Lanth

源光家 (2003-05-15 19:50:00)

顶部 | 返回 | 村上春树的森林

美国社会学家鲁迪·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研究日本时，那些被日本战时宣传机器描绘成只懂得在佛罗里达海滩上喝啤酒和谈情说爱的美国大兵正在太平洋的一个个小岛上进行着一场场或许会胜利但却暗无天日的战斗。同龄的日本士兵的誓死抵抗与无所不用的手段，正在修改西方世界习惯的战争定义，即使在败局已定之时，他们仍从容镇定地切腹自杀，并坚信天皇必胜。一些美国人相信，对日战争还要持续三年，也许十年，甚至更长。
　　身为一名资深的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仍对日本社会的复杂与矛盾性深感迷惑。对于日本民族，彼此格格不入的形容词同样适用：他们彬彬有礼，却也常常蛮横、傲慢；他们无比顽固，却比任何民族都更适应激烈的变革；他们仰慕西方文化，却拥有强烈的民族热忱；他们看起来非常勇敢，却在很多问题上如此怯懦；他们的军队接受机器式的训练，却也常常犯上作乱……本尼迪克特于1946年出版的研究著作《菊与刀》无比贴切地描述了日本民族的这种矛盾：它既醉心于菊花栽培，又崇尚武士的刀剑。

传统在矛盾中延续
　　在过去的150年中，日本起起落落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在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封闭、传统、落后，而到了1905年，它击败了俄国，成为进入世界强国之列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军事上的领先很快使它滑入了战争的泥淖。1945年末的日本满目疮痍，它的情况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糟，到了1970年，它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它在1980年代被视作下一个超级大国。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公司开始购买洛克菲勒大厦，美国人说“珍珠港事件”重演了，“旭日东升”了。但几乎在一瞬间泡沫破灭了，日本又变成了人人指责与引以为鉴的对象——看，这是个不思进取的国家：它的经济已经停滞了10年，股票价值跌落了70％，日经指数比起1989年的最高值下跌了2／3，政府拒绝深层改革——而日本人则将过去的10年称作“失落的10年（Lost Decade）”，就连似乎永远沉浸在60、70年代伤感中的作家村上春树也开始关心地铁沙林毒气、奥姆真理教、地震这样的时事，他是否在间接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呢？
　　没人比小泉纯一郎更能标志日本社会正在面临的深刻转型。这个不喜欢党派关系，缺乏过硬背景的人在极度讲究人脉关系的日本政界出人意料地成为首相。当然，选民尤其是家庭主妇们喜欢他的蓬乱头发、不苟言笑、单眼皮——他很酷，日本少女说他的头发很像贝多芬，她们疯狂地购买他的竞选海报，仿佛上面印的是贝克汉姆。他是战后日本最令人难忘的政治领袖之一，他使政治变得性感，他像东京街头将头发染成金色的少女一样，是断裂的、后现代的日本的标志。17个月过去了，他许诺说要进行更深刻的改革，人们也准备忍受必要的痛苦，但他们狮子一样的领袖却缺乏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大多数观察家确信小泉纯一郎的改革已经失败，西方最著名的亚洲专家傅高义(Ezra F. Vogel)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其为一个夸夸其谈的政客。
　　在2002年8月份的一期小泉首相每周的电子公告上，热衷于记周记的老青年说“改革仍在继续”。《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纳蒂斯(David Ignatius)却在2月份就说这位像摇滚明星一样受欢迎的政治明星正变成日本版的戈尔巴乔夫——他承担了一场他没有能力驾驭的改革，并注定以失败而告终。英国《卫报》的拉里·艾略特(Larry Elliot)则将小泉比作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时的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他丢脸地、无可奈何地目睹着帝国的衰落。
　　也就是说，毕业于以叛逆精神著称的早稻田大学的小泉纯一郎，尽管以一个叛逆者的姿态登场，却最终还是沦为了僵化的日本政治体制的牺牲品。正如分析家普遍承认的，长期执政的自民党（ＬＤＰ）、大公司与官僚机制已形成日本的权力机制的“铁三角”。感谢喜欢自吹自擂却远见卓识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努力，作为驻守日本的盟军的最高统帅，他主导了一场理想主义的政治改革。他力图解除日本的“封建化与军事化”，他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制定人身保护法，扩大公民的自由权，赋予男女公民同样的选举权，他甚至鼓励了一位日本妓女当选国会议员，而这种平权在美国本土都尚未实现，日本新宪法规定人民才是至高无上的，而天皇则是“国家的象征”。最为重要的是宪法第九条，它规定“日本人民永远放弃战争”。
　　但日本的矛盾性在这种大规模的再造运动中表露无遗。日本维新推行了全民族的西化，但日本仍顽强保留了其民族性与政治结构，麦克阿瑟摧毁了军方与财阀势力，却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西方民主制度。1955年成立的自民党，战后兴起的日本公司，与现政权的官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武士传统的延续，那些在19世纪前主宰日本的武士演变成政府部长、自民党领袖与公司的高级经理，他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或早稻田大学，常常学习法律出身，他们的儿子往往会继承他们在国会的职位，部长们卸任后会前往大公司任职，他们反过来说服政府给予公司更多的政策倾斜，学校与派系构成了新的血缘关系，他们是现代日本社会的贵族群体，统治着日本，也构成了一切停滞、腐败问题的基础……

更贴近的参照
　　在面对日本的戏剧性转变时，不同国家得出了各自的结论。好了，在整个90年代，美国人终于有机会证明美式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日式资本主义看起来已经被裙带关系、终身雇佣制、政府过度干预弄得毫无希望，可是紧接而来以安然、世通事件为代表的华尔街丑闻则将这种乐观打入冰窖。欧洲人有资格嘲笑日本的萎靡不振吗？他们似乎也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所有的观察者中，没有国家比韩国与中国心态更为复杂的了。他们同样深深沉浸于二战所导致的对日本的深刻不信任之中，看到韩国队冲入四强时的兴奋了吗？四强并非目标，重要的是，他们超过了日本。日本高级官员的每一次参拜靖国神社都激起了韩国与中国的强烈抗议，更何况修改教科书。中国民间势力仍不懈地寻求日本政府的赔偿，中韩对于日本军事装备的更新始终保持警惕。也就是说，在不忘记历史与保持高强度的警惕心的同时，我们回避了一个更为关键的事实——时代已经改变，2002年的日本与1945年的日本已然不同，今天的日本是被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提及，而且正如傅高义所说，一个经济发达的日本理论上应该恐慌于战争，而且比起一个世纪前，帝国主义式的军事扩张、掠夺殖民地也不再是经济成长的基础。对任何理性的国家而言，仇恨与愤怒从来不应该成为目的，它会使你回避自身的问题，妨碍你看清未来的道路，甚至因仇恨而异化。
　　中国驻日大使武大伟在7月31日的日本记者俱乐部的演讲中称，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日渐紧张的贸易摩擦正将中日关系推入两国邦交正常化30年来最困难的时期。
　　年鉴派历史学家警告我们，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上，军事、政治与文化三种不同力量的表现程度按顺序递减，但其真正的作用力却将颠倒顺序，那些看似惊天动地的军事与外交行动，很可能不过是文化与心理变迁的一个反应。一个类似的可能是，外交与军事行动，可能并不代表历史的真正趋势，它只是一小部分掌权者的暂时性反应罢了。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美国政府委托研究日本，因为美国人知道面对一个知之甚少的敌人时，他们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事实也证明，日本军队在太平洋的小岛上拼死作战的精神，并不能完全代表日本的民意，日本在8月15日的投降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而他们对于外来者麦克阿瑟崇高改革的接受程度同样不可思议。
　　同样，今天的我们在批评日本军国主义的死不悔改时，也应更多地了解日本社会和广大人民的真实情况，我们在强调日本遗忘历史时，也应努力去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不错，日本是一个背负战争罪恶的国家，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日本还是一个奇迹般进行了自我革新的国家，在这种革新过程中，他们又深陷传统的束缚之中，他们在一方面表现出众，在另一方面又如此令人失望：他们有一个可以创造神话的政府，也有一个腐败、绝望的体制；他们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却发现这些公司与银行高达20％的坏账联系紧密；他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群，但其中的大多数却感到深深的压抑与迷惘；他们在经济上影响巨大，却不得不忍受政治上的侏儒感；他们看似生活在一个民主政体，却远未培养出民主精神……总之，2002年的日本并未比1944年的日本更易理解，而对于常常拥有类似复杂感的中国而言，日本比美国或欧洲更能充当正负两面的教材，她们之间深埋的血缘关系确保了这种参照系的价值。

　　毛泽东与蒋介石于1945年展开和谈时，日本几乎一无所有；毛泽东1972年接见田中角荣时，后者在前者面前就像一名笨拙的小学生，但他领导的国家却在1968年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经济大国；当邓小平与福田赳夫在1978年会面时，正准备领导中国进行第二次革命的邓小平说：“中国必须承认自己落后，不是美人就不要硬说自己是美人。在科学技术和经营方面，我们需要很好地向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学习。”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展开了现代化之旅：明治维新开始的时间，也是李鸿章洋务运动的时刻，日本在60、70年代创造经济奇迹的历程，也正像我们在80、90年代的改革旅途……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这两个国家都在痛苦中寻求现代化之路。在更纵深的视角中，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日本仍刻有明治维新的烙印：他们试图学习一种全新的制度，他们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却发现在一些最基础的问题上，他们面临着不同价值观的剧烈冲突，他们无法摆脱过去，更无法移植一个全新的未来，却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种自己还无法适应的新事物。小泉纯一郎拥有乔治·Ｗ·布什与托尼·布莱尔都深深羡慕的民意支持率，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面对体制时寸步难行。分析家斯蒂芬·丘吉(Stephen Church)认为，日本政治是由一种体制来控制的，这个体制迷恋于寻租与自我保存，政治领导人沦为调停者与平衡者，保持现状而非改革才是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日本式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老大哥。而结构本身充当老大哥，这使得体制变革极度困难。”当然，或许更为本质的原因是，日本人在内心深处并不期待剧烈的变革，他们享受着人均3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失业率比从前高，却仍比一般发达国家低，过去的两代人将全部精力都花在如何使日本富强上，现在他们可以多去打打高尔夫球或是郊游。
　　尽管越来越多的分析家如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特·瓦尔特一样声称对日本放弃希望，但低估日本自我变革的能力却是可笑的。尤其是一些不知深浅的观察者，他们根本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日本的1／30。而当中国的改革继续深入时，我们会发现，日本出现的问题，我们更早就已出现。在商业领域，日本的力量仍值得敬畏，迈克·波特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嘲笑了那些批评日本的流行观念，他相信日本经济尽管面临着金融危机、人口老化、管理失效、政治停滞等诸多问题，但日本仍创造了在某种程度上更优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的管理经验并非一钱不值，而通产省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借鉴意义，教育系统、组织中的高忠诚度、慷慨的基础研究经费与更长远的企业眼光，将可能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帮助日本。而卡洛斯·戈恩拯救日产公司的事例无疑说明了日本企业的自我更新能力，这位出生于巴西、受教育于欧洲的外国人，成功地在一家纯正的日本公司实行了国际通用的管理标准，结果，他拯救了该公司，而日本人则像欢迎中田英寿一样欢迎了他。

中日之间：并非零和游戏
　　一些类比看似遥远甚至生硬，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人们常常将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比作法国与德国的关系：他们都有着漫长而辛酸的战争历史，前者都曾有被后者侵略的经历，前者时刻警惕后者的崛起。1992年德国统一的事实令法国人倍感不安，但事实是，德国在战后让人满意地遵守了承诺，经济实力的增强，并未导致军国主义的复苏，在过去的几年中，她对于国际安全事务的参与也并未引起多大的争议，因为它极有分寸地符合了游戏规则。当然，无论如何，日本人要承认，在面对历史问题上，他们缺乏德国人的诚恳，比起德国总理的公开道歉，他们却选择参拜战犯。
　　就像分析家几近一致同意的，在可见的未来，中、美、日的三角关系仍主导着东亚的格局。当中、日直接面对时，它们无法进行交流，而没有美日的安全同盟，日本则缺乏基本的对话能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兰普顿将1972年－1989年视作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他们对彼此都颇具好感，日本人通过大量的援助来帮助中国发展，我们得承认，除了利益需要和某种负罪心理，这其中包含着友谊成分，类似情况在历史中并非没有出现过（1898年—1907年）。整个90年代，这三角关系进入颠簸状态，如上文所说，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横在中日两国间，同时，日本感受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中国威胁论”，它无法预测一个经济急速上升、军事日益现代化、近在咫尺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他们还会在私下抱怨，中国人似乎对于大量的援助并不领情，还是紧盯着令人难堪的历史疮疤，这种逆反心理让他们下意识地拥抱了石原慎太郎“日本可以说不”的荒唐言论。政治上的紧张感加剧了两国人民间彼此的不信任与误解。大卫·兰普顿相信历史需要两国富有远见的领导人能用更长远的眼光来建立新的中日关系。毛泽东与田中角荣曾取得过这种成功。
　　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面临一场观念的变革，它是未来的政治外交关系变革的基础。我们甚至可以将最敏感的问题暂时冷冻起来，平静下来思考更长远的未来，只要日本岛并非如科学小说描述的那样沉没，我们就必须仍以邻居的方式共存。比如，日本在抱怨中国走不出偏见时，也该反思“中国威胁论”是否有道理；而中国试图强调，世界已经改变，一个大国的兴起并不会危害邻国时，也应多考虑，世界在很多方面已经改变，比如2002年的日本与1937年的日本并不相同。当两国思考问题的视野更开阔时，看似敏感的话题就会转为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
　　对中国而言，另一个类比美丽、值得期待却缺乏可信度。2002年5月13日的《新闻周刊》将未来的日本比作亚洲的瑞士——富裕、舒适，在政治上却无足轻重。还有一些人将之视作上个世纪初的阿根廷，它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之一，是休闲与养老之地。这些猜想和认为日本将立刻成为军事大国、侵略他人的猜想同样荒谬，日本的固有精神很难使他们成为瑞士人或阿根廷人，就像本尼迪克特所说，他们喜欢菊，又衷情于刀。过分夸张任何一点，都会使我们认不清日本的本来面目。
　　有一点我得承认，无论我们多么喜欢理想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我们的历史仍主要是由现实主义精神驱动，即我们在渴望有利的外界环境同时，更要注重自身力量的强大。只是，日渐全球化的世界与昨日世界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世界并非零和游戏，邻居的繁荣并不意味着自己必须贫困，我们通过共同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分享更多，这也是一次观念的变革。正因如此，日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可取代、贴近性极强的参照系，它的成功可以激励我们取得类似的成就，而它的失败也在提醒我们如何及早绕开障碍物，它的无能则提醒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挑战……傅高义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仍是第一》中说有三个因素在日本的转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1．政治领袖赢得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即日本必须变革；2．改革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使之能培养更会独立思考和更有创造性的学生；3．在国际舞台上以更开放、更富正面意义的姿态示人。难道这些建议与我们绝对无关吗？

（摘自《经济观察报》、2002年9月9日）

源光家 (2003-05-15 20:12:00)

顶部 | 返回 | 村上春树的森林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的这本《菊与刀》(The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是一九四六年出版的，离现在三十五年，已是一本旧书了；不过在我国似乎
还值得一谈，并不只是因为这书已成为名著。

先要谈这本书的“缘起”。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趋势已经明显，德、日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美国政府便
着手制订对待战后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的办法是明摆着的：将同纳粹打到底、盟军
将占领德国，粉碎旧统治机构，由盟军直接管理行政。美国对德国比较了解，这一方
面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对待日本却不同了。美国对日本不大了解。两国的国情很不相
同。当时有两个问题：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对日本能不能用对德国的办法？倘若日
本不投降，盟军要直接用武力攻占日本本土，那就是同对德国一样。假如日本承认战败
而投降，那么，还要不要照对德国的样子实行打垮旧行政机构而由盟军直接统治？为
了制定最后决策，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提供资料和意见，其中包
括了这位人类学家。

她接受了任务，但这是一个难题。她是文化人类学家，曾在太平洋的小岛上作过
调查，却没有研究过日本，战时更不可能去实地调查；而且人类学一向是研究比较原
始的社会的，这次却面对着一个能同美国打现代战争的日本。怎么进行工作？这位夫
人根据她自己的“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
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和直接资料，同时也大量读书和看日本文学及电影。她工作的结果
是一份报告。这份根据人类学观点的“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本书副标题)的报告中推
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亲自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
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假如那样，
日本人会拚命打到底，而且美国人也无法直接统治。美国人不了解日本国情，两国的文
化类型不同。

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
一样。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一九四六年她把这份报告写成书出版，前面写了一
章论述她用的人类学的方法，末尾有一章讲日本投降后的情况。她表示同意美国政府
的决策和麦克阿瑟的执行方式，因为这正和她原先的意见一样。
据说这本书译成日文出版后在日本有过相当强的反应。原书名可译作《菊与剑》
，日译是《菊与刀》。很明显，欧美人习惯于击剑而日本人习惯于用战刀。(若用中国
所熟悉的日本情况说，那大概可以叫做“樱花和武士”吧？)这书题指出日本文化类型
中的两个矛盾的方面。

全书并不长，只有三百一十六页；共十三章，附一些日本词的注释和全书索引。除
前述首尾两章外，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
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学到传统。全书夹叙夹议，贯串着
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
这本书中论述日本文化是否有错误？日本人自己怎样看待美国人对他们的观察？
战后日本在美国管制下有过什么变化？现在是否还同本书所说的战前情况基本一样？
这些问题我不能谈。我也不想具体介绍本书的内容。我想谈的只是下面两点。
一是希望由提起此书能使更多人知道人类学也有用处，文化人类学并不是只调查
原始的落后的社会情况和搜集一些民间传说、风俗习惯。这在前面谈本书“缘起”时
已经给读者一个印象了。我们这几十年不谈人类学、民俗学，解放前的一点点介绍和工
作已经差不多都中断或改了名目了(如民间文学研究和民族研究)。我觉得实在可惜。近
几十年来人类学又有发展，看来仿佛其中有些分支已经独立出去了，可是还有不少旧工
作和新工作可作。文化人类学在国际上还是一门重要学科；尽管现在里面包括了许多
其他科学，但仍自有其观点和方法。这一层就不多讲了。至于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
研究，那更是新课题了。

二是希望由此能引起一些人注意到比较文化的观点和方法。(这里以及前文所说的
“文化”应当看作一个术语，和我们常说的“文化水平”、“文化革命”中的“文化”
在词义上有区别。)这本书的作者认为人类学是研究风俗习惯的科学。没有一个人能只
是一张白纸或一台机器一样的生物的人，而是从生下来就要接受无形的社会传统教育
的社会的人。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不能只是生理的，而必然同时是社会的。社会学、社
会心理学、社会语言学等所研究的各有一个方面，而人类学则从文化即民俗的方面来观
察研究，分析个人不自觉也不自主的，从小就接受下来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道德观
念等等。她用这一观点研究日本，其实所研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情”中重要而常
被忽略的一方面。在本书第一章中，作者论述了人类学的方法，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
意的意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比较文化的方法。人类学者不能只是调查统计搞民意测
验，也不能只是象旅游者或侨居者那样描述见闻，而要作比较文化的研究，并且要应
用自己的专门训练。她指出，尽管一个部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为和邻居各族共同
，但总有一点根本不同。这一点也许很小，但它对这个部族的本身独特的发展方向和
趋势有重要作用，使这一族成为这一族而不是其他族。人类学者还要特别注意习惯于
看待那种和自己文化大不相同的其他文化，必须尊重人家的文化和人家自己的看法。
例如看日本电影，其中有美国人看来大惑不解的行为和语言，而日本人自己却视为当
然。两人都是带着自己所受的传统社会文化去看这同一电影的。这种对不同文化行为
的客观分析态度的训练就是研究人类学的一项重要条件。这些文化行为是一个人每天
都在从生活中学习的，是社会的积累，是交互影响，是环境的要求。许多零星的似乎
彼此不相关连的小事，其实往往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构成部分，彼此大有关系。经
济的、家庭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行为都是互相渗透的。人类学者并不专门研究其
中一个方面，而是要找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所内含的前提。人都是带着眼镜看
事情的，看法指导行为。人类学者就要分析研究这些不同眼镜的镜片，并且归纳出类
型。硬心肠的客观和软心肠的同情都是系统研究各民族不同文化特点所必需的。比较
宗教学显示了这种必要性。如果只防卫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而敌视不同的，并且
以为人家都应当同自己一样，那就不好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着重调查统
计，而人类学家则不然。他研究的对象是普通人，这不能象美国选总统一样搞民意测
验统计数字。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各民族风俗习惯中所存在的，作为行为基础的，对
生活的看法。在这样比较之下，一个美国人就能看出日本人行为的猛烈摆动并不是自相
矛盾，而是有其社会文化传统观念体系在后面。这本书正是一个美国人类学家以自己
的文化同日本的文化作比较研究的结果。美国因为不了解日本国情而吃了珍珠港被袭
的大苦头，就下工夫研究日本国情而得到战后对日政策的成功。这是值得注意的。这
本书正是从美国人和日本人对待战争的不同看法讲起的(第二章)。我们看了这样的比较
，对书中讲的日本文化和在背后作为对照的美国文化都可增进一点了解。

至于书中具体内容当然本文不能作介绍。这里只随手提出一两点。例如她说，日本
文化就是日本文化，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孔夫子的。在日本大概除了少数虔诚的和
尚以外，没有人真相信“涅槃”(寂灭)是最大幸福。她又说，日本是等级森严的，“各
就各位”(第三章题)的社会中人的结合(其实这也可说是指“各安本分”，“安分守己”)，既同美国的自以为“人人平等自由”想法不同，也不同于印度的乃至中国式的“种姓”制度。她指出日本人的洗热水澡乃是一种享受，上下风靡，不可缺少。这使我明白了关于日本到处都是“风吕屋”(浴室)的描写，以及从前中国人下澡堂中吃点心和谈事情的习惯。从这些小事中看出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一个民族的传统社会心理，这却是需要经过文化人类学的科学训练的。我也由此明白了一些日本小说和电影中的描写。我觉得，研究文艺的人最好也能有一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

顺带我还想谈另外两本书。虽然谈不上同这本书有什么联系，但作为与比较文化
研究有关的书，似乎也不妨讲几句。至于社会心理学，本文就不谈了。

一本是法国人马松－乌尔色(Paul Masson－Oursel)写的《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
hilosophy，1926)。另一本是海曼(BettyHeimann，大概是德国人)写的《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Indianand Western Philosophy，1937)。
这本《比较哲学》分为两部分。前半四章讲理论，后半四章讲实际。前半题名为“
哲学中的实证性”(Positivity，不知这样译对不对)。这显然是从实证主义发展出来的理论。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出来以后，有一种思潮影响学术界，这就是认为人类文化也同生物和社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阶梯格子，一层一层从“野蛮”到“文
明”，而“文明”的最高峰是在欧洲。这时欧洲资产阶级正在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全
世界，到处推行资本主义化，把殖民主义当作“白人的负担”，好象全人类都得照他
们所经历的文化阶梯一级一级“进化”到同他们一样。到二十世纪初期，经过第一次
世界大战，这一思潮有了发展，认为人类文化是一个统一体，于是世界文学和世界哲
学的想法出现。当然这往往还是欧洲人以他们自己的成就作为高峰和标尺来衡量一切
，还是认为世界各民族都得照他们经历的阶梯格子“进化”。这种思潮和十八世纪的
世界统一文化的想法也不是一回事，各有本身的内容和时代背景。这种文化“进化论”
，包括“传播论”，当然要受到不同意见的挑战。于是又有了文化“相对论”，认为各
民族文化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必遵循同一格式。比方说，今天的猴子不见得将来变成
人，它们并不就是同古猿一样。这样，又有人从文化的“功能”方面探索各种不同文
化的内在规律。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结构主义的，语义学的，环境一生态学的，还有各
种新的进化论的学派都出现了。以上这些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
可是不能不影响到哲学和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兴旺起来，比较哲学也提了出来，各
有种种科学实验。这本《比较哲学》是法国人的著作而纳入英国人编的《国际心理学、
哲学、科学方法论丛书》之中，代表了一种倾向。

书中第二部分，分四个方面探索。第一章是比较哲学年代学。列了一个“世界哲
学年表”，并列排出西方、中东、印度、西藏、中国、日本的重要哲学家和著作及学
派的年代。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元前六世纪到三世纪在希腊、印度、中国都有过“百家
争鸣”的平行现象。第二章是比较逻辑学。第三章是比较形而上学(或玄学，但玄学这
个词在五·四时期引起过论战，有与科学对立之嫌；而形而上学一词我们又是作为辩
证法的对立物的，因此不知怎么译才好)。第四章是比较心理学。书中还没有能把比较
美学列为一章。把心理学附属于哲学是旧的看法；所以这一部分的观点也同前一部分
的理论一样有些陈旧了。由于范围广大，粗疏更不可免。年表中把西藏从中国分出去(
即使不从政治说，单从文化说，也不相宜)，把中东几种不同文化合而为一，都不妥当
。又如说印度哲学是要求从相对到绝对，又把印度的“道”、“乘”等同中国老、孔
的“道”、“德”等比较，说了一些模糊影响的话。对这样范围宽泛的书自然不应要
求缜密，可是这样粗略比较究竟不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好的起点，大概因此难有别人接
着做下去。不过它的开创之功仍不可没。

海曼的书所比较的范围小一点，主要是古印度和古希腊。这是她一九三六年在英国
的一次学术讲演。书的副标题是“一个对比的研究”。书分八章。一、引言。二、神
学。三、本体学和死后学(或来世学)。四、伦理学。五、逻辑学。六、美学。七、历史
学和应用科学。八、西方和东方的表面“接近”。在书的“尾声”中，作者说她的比
较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单纯指出东西两种文化体系中某些仿佛相似的特点，而是要着重
指出，应当在两个不同的“平面”上同时运动以求扩大眼界而达到比较接近冷静(作者
用了印度术语“寂静味”) 的境地。她认为西方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她用的词是“人
类学的”，而印度哲学则恰恰相反，人不是中心，整个宇宙才是中心，她用的词是“
宇宙的”。因此，两种哲学是在两个“平面”上活动。换句话说，印度哲学是“集体
主义的”，“非个人主义的”。所以欧洲人当前面临两种相反的解决道德、政治、经
济等问题的途径：一是极端理性的，一是极端感情的。这两种都是“人中心”。印度
则相反，以无限为绝对而一切价值均为相对，故对人世变化无动于衷。她认为这是两个
“平面”上的运动。西方的不能有和谐而西方和印度不可能结合。我想，这位哲学家
这时这样高呼“寂静味”('Sāntarasa，现代印度语中“寂静”即“和平”)与和谐，一定是对古印度人在将近三千年前就三呼“寂静”(各《奥义书》前后的“祷词”中语)很有感触的。难道她在一九三三年纳粹登台与一九三九年开始二次大战之间，在中国抗战
爆发的前一年，作学术讲演时会对现实世界无动于衷吗？就学术而论，她这本书自然不
可避免地也有粗疏之病，那就不用说了。

这两本比较哲学的著作，一求其同，一求其异，看来都很有意思。上述的前一本
首先提出理论，后一本首先叙述自己的探索所经过的道路，也正好对照。我谈到这两
本书并不是为了同《菊与刀》一样向读者推荐，只是为了说明在比较文化的大题目下
，不但比较文学，而且比较哲学也有人做。但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算作科学，那至今
还是问题，还得探索。不过有一点，《菊与刀》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就提出研究方法问题
，把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要求明白说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作比较的范围、目的、方法
是首先要明确的。但也得注意，无论什么作法，背后总会有一个哲学体系的思想在指
导，却不可以是先有一个既定的具体结论作为前提，否则就会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果。
我觉得那本《比较哲学》多少有点这方面的问题。这三本学术论著都在开头就说明自
己所探求的目的、方法和途径，明确提出自己的根本看法，是很可取的；至于理论的
毛病和证据的引用及解释有不当之处则是难免的。我们到了八十年代，能看出约在半个
世纪以前的书的理论和证据的错误，不是很自然的吗？否则我们不是白过了几十年吗
？话说回来，《菊与刀》未必符合我国翻译出版要求的规格，我只希望有熟悉日本国
情的人将日本人自己对它的反应介绍一下，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同东方这位邻国
的关系是很不寻常的，难道我们不该多了解它一点吗？难道文化人类学不需要在我国
得到应有的看待吗？答复应当是肯定的吧！“企予望之”。

大毒枭 (2003-05-16 9:37:00)

顶部 | 返回 | 村上春树的森林

看清楚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人类的世界，或者生物的世界，是以利益为基础和根本推动力的。甚至包括爱情在内（爱情达到了两人利益的极高谐和）。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可以说是唯利是图吧，也是各国国际关系学家研究的问题。不过这种利益有些是赤裸裸和眼前的，有些是温和和长远的，但最终都是以对自己有利出发的，有些对自己有利的要伤害别人，那就伤害吧，有些对自己有利的也是对别人有利的，那就一起得利吧。不只和日本，和其他国家都一样。这种现实主义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它保证了我们的最基本的生存。
不过中国的道学思想比其他文化要高明一些，它懂得共同盈利的重要性，是一种长远利益的体现，通过盈利和更柔和更长远地得利从最终效果应是好于赤裸裸的眼前盈利的。日本总是没有参透中国文化的内涵，他们的盈利模式有点赤裸裸的，想来他们是不喜欢太极拳的。
以前这些东西也是不懂的，总希望世界是温柔和友好的，以为这种友好是自然而然的，后来才看清楚，友好其实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所谓成长吧，也就对许多奇怪的现象觉得理所当然了，也就更了解这个世界了，减少了愤世嫉俗。但这不影响对美好的情感的追寻，我们应该努力为未来的一天努力：那一天，人们之间不再为生存而相互厮杀和争夺，他们的利益是如此和谐，以致爱他们可以像爱自己的兄弟一样。这好象也是马克思的理想，所谓的共产主义吧。如果没有可怕的灾难，比如核大战，行星撞击，使人类文明能够较顺利地发展，相信文明会达到那样的地步吧，今天还不行。

树 (2003-05-16 18:48:00)

顶部 | 返回 | 村上春树的森林

哎~~~很简单的问题嘛！
去读读鲁迅的《拿来主义》，不就全明白了！
大人们总爱把原本简单明了的问题搞得复杂的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