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巡礼之年

村上春树是一个相当低调的人。他躲避媒体，就连今年5月的那次演讲还是“时隔18年后首次在日本公开讲演”，现场还禁止录音、录像、照相和提问。

当我们谈村上春树时，我们谈些什么？这似乎成了村上迷们心中恒久的疑问，虽然主题常换常新。比如今年，人们谈论最多的便是“多崎作”——村上新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下文简称《多崎作》）中那个“没有颜色”的主人公。

村上为什么会在巅峰状态写这样一本小说？“色彩”在他的笔下有着怎样的意味？“巡礼之年”寄寓了作者哪些心绪？12月3日的午后，北京SK大厦日本文化中心多功能厅里座无虚席，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村上春树的巡礼之年”阅读沙龙。学者止庵、戴锦华、村上春树作品译者施小炜在台上谈得热烈，台下时不时还会传来一阵欢笑声和掌声。

而就在前一天，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信息服务公司“ORICON”公布了今年（2012年11月19日～2013年11月17日）畅销书籍排行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位列综合类榜单第一名。

不得不承认，村上神奇地把这一整年变成了自己的“巡礼之年”——人们又不厌其烦地把这个人和他的作品从头到尾翻个遍儿，即便他再一次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多崎作的成长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今年5月，村上在日本京都大学公开演讲时如是谈论《多崎作》。当时，该书在日本正式出版将近一个月，曾创下一周销售超过100万册的纪录。

依然是一个很村上的故事，多崎作是一个孤独的人，只是他生命的冷酷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朋友。

高中一年级的夏天，因为共同参加学校组织的义工活动，多崎作与其他四名同班同学建立了“关系亲密的小团体”。身材矮小但成绩出类拔萃的赤松，体格健壮、性格爽朗的橄榄球前锋青海，美丽动人安静内敛且弹得一手好钢琴的白根，还有活泼可爱幽默饶舌且酷爱阅读的黑野。四人被简称为赤、青、白、黑。

在这如五边形般完美的五人组中，唯有多崎作的名字不带颜色，仅被喊成“作”。他常常为此懊恼甚至很受伤——他认为自己没有色彩、缺乏个性，和许许多多个“团块一代”（指日本在1947至194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的后代一样生活富足、平稳安定，唯一的兴趣是眺望火车站。

也正因此，这个有些内敛、细心的男孩内心时常闪烁着一些问题:自己是否在真正意义上被大家需要？如果没有自己，其余四人会不会反而更亲密无间、快快乐乐地相处下去？

令人悲伤的是，现实似乎也朝着他猜想的方向发展着。大二时四位好友突然从作的世界里消失，只有青的劈头一句“希望你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且没有告知任何理由。从此作的人生变得截然不同，“就像险峻的山脊让山两侧的植被面貌发生陡变一般”。

被好友无情抛弃而受到沉重打击的作开始回避一切，直到16年后才在喜欢的女人的劝说下去探寻当年的故事，也开始了自己像李斯特那样的“巡礼之年”——一一拜访当年的故友，包括已移居芬兰的黑和在这个世界“没有现住地址”实际上已经离开的白。

“巡礼”意外地让那些被凄惨和温情装饰的真相，还有无法明白、也许不该去明白的秘密都纷至沓来。等到一切过往终于浮出水面，他终于能够接受一切了。“人心和人心不止是因调和而结合的。反倒是以伤和伤而深深结合。以痛和痛，以脆弱和脆弱，互相联系的。”

在作离开芬兰前，黑说:“其实，多崎作，你是个无比优秀、色彩丰富的人。”那一刻，作才真正地认识自己，正如村上所说，“青春期时，人们受到伤害后起初会刻意掩盖，总想忘却，但随着时间流逝，才能一点一点打开封印，开始正视创伤。创伤越大，能克服它的人就越能成长。”

一部回归现实之作

和很多村上爱好者一样，戴锦华认为《多崎作》是一本疗愈之作——村上春树又找到了在结构和形态上的完满，他的世界再一次变得丰富而自洽。

她说，“在作这样一个巡礼之年的过程当中，他找到的是每一个有颜色的人对他的认可，最后他还把故事放置在如果能找到那个将和他共振或者分担生命的女人，如果他能够拥有一份爱，活下去或许生命都将有意义。”这不同于《挪威的森林》的温柔伤感，不同于《国境以南太阳以西》的永恒孤独，是此前村上春树的小说从来不许诺的，从来不给予的。

“没有色彩本身也是一种色彩”，施小炜同样认为“从没有色彩到色彩丰富”这也许就是治愈的结果，在他看来，这当中倒是有辩证关系，有色彩的变成没有色彩，没有色彩的变成最灿烂最辉煌的。

正是这种贴近生活的“疗愈”和不同寻常的“巡礼”，让人们再一次看到了村上对现实的回归。村上自己也承认这一点，“《1Q84》抹去了日常与非日常的界限，这次又写了一部现实与非现实不再交错、如《挪威的森林》般的作品。”

然而，不同于《挪威的森林》对历史背景的挖掘，这一次《多崎作》仿佛是有意识地克制，抛弃了政治隐喻的影子，只有提到他们的上一代乃是“团块世代”中人，以及老灰田因为学生运动而自我放逐等少数几处。

从二十九岁那年，村上就致力于刻画青年人的内心世界和努力揭示这个世界纷繁疲倦的现实。在“鼠三部曲”及续作《舞！舞！舞！》之后，他开始对社会政治和日本的历史问题渐感兴趣，积极且富有责任感地深入探究当代政治和社会的真相。

后来日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和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他更是一头扎进了“政治探讨”中，以纪实文学《地下》和七百页巨著《奇鸟行状录》为最，达到了“政治隐喻小说”的巅峰。他还常常在欧美做与政治相关的公开演讲，比如2009年在耶路撒冷著名的“鸡蛋与墙”的演讲，2011年在西班牙的一场关于反核的演讲。

就在今年5月京都大学演讲之前，他在《纽约客》网络版上发表了关于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的看法。“许多人在爆炸的地方受伤，但伤害不一定是从身上的创伤展现出来。作为一件纯洁的赛事被玷污，我，作为一名世界公民，同时自称是一名跑者，也为其所伤。”

“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他又重新回到写实的这条路上去。”施小炜认为对于村上春树来说，回归现实的意义和毕加索的那些现实主义作品的意义有相近之处。就像毕加索有意创作了一些纯写实的作品之后，人们发现如果他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也可以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

将“孤独”写到“弃绝”

如果有一个书写孤独的比赛，恐怕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村上。他的《1Q84》关于孤独的事比小说的主旨还要多，他还在《挪威的森林》结尾不断地问:“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哪里……”

“但是孤独用在‘多崎作’身上就有点儿轻，这本小说我觉得就是弃绝，他把孤独写到你已经被抛弃的角度，而这也是与现代人的处境最为契合的。”止庵说，多年来他一直研究日本文学，且是村上的忠实读者。

的确如此。当20岁的多崎作被朋友们抛弃后，他想到的死亡后的世界是这样的:环顾四周，是一片布满岩石的荒凉大地。没有一滴水，不长一棵草。没有颜色，也没有像样的光。既没有太阳，又没有月亮和星星。只怕也没有方向。唯有不明底细的薄暮与深不见底的黑暗，隔一定时间交替轮换。对于拥有意识的人来说，那是终极的边境。但同时那里又是丰润之地。

谁也不曾想村上会把“孤独”与“丰润”联系起来，因为“薄暮时分，喙尖利如刃的鸟儿便会飞来，毫不留情地剜取他的肉”。当一口气读完《多崎作》，就会发现这样令人“弃绝”的文字随处可见。

村上笔下这种“孤独”与“弃绝”来自于何处？没有人能给出完美的答案，但或多或少与他个人的生活有关。

从他的自传式散文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和一些作品可以寻些端倪。他爱爵士、爱猫、爱威士忌、爱跑步，堪称小资界及卖萌界的一把好手。他有着规律的生活，多年维持每天凌晨四点开始写作、到上午十点前终止的习惯。

除此之外，他是一个相当低调的人。他躲避媒体，就连今年5月的那次演讲还是“时隔18年后首次在日本公开讲演”，现场还禁止录音、录像、照相和提问。“如能被视为是一种如西表山猫（日本特有）一般濒临灭绝的动物，我将深以为幸。”他说。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处世方式和内在的定力，令村上的文字拥有一种不与四围喧嚣相妥协的气质——当其他人越写越喧腾的时候，村上依然在书写孤独。“那种透着飘忽，又像是创痛的文字把你推到死亡，甚至让你宁肯去亲吻死亡。它深深地吸引着你，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像烟一样的漩涡吞噬着你。”戴锦华说，正是这种极端寂寥的书写方式吸引着村上迷们一直追随着他。

这或许就是他能成为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日本作家的原因。即使没有气势如虹的宏大叙事，也没有指点自己走向终极幸福的暗示和承诺，但是他有对个体心灵自由细致入微的关怀，有时刻警醒自我的高度敏感，还有避免精神空间全面陷落的悲怆而实用的自我救赎。他俨然成了孤独最忠实的“守护者”，就像他在成名作《且听风吟》里说的那样，“愿我们的人生都没有骤然老去的片刻。也愿每个人都不失却内心清洁的孤独。”（记者 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