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

中国已经翻译出版了村上春树的绝大多数作品,在此情形下,我的这本《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能够和中国读者见面,令我感到十分高兴。

2006年村上春树因获得了弗兰茨·卡夫卡奖而成为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同一年,在我所任职的东京大学,世界各地村上文学的翻译者聚集在一起,召开了关于村上春树的国际研讨会;报刊杂志等媒体的报道反复传递着一个信息:村上春树的文学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在历经十年之久的经济停顿,贫富差距不可逆转地日益加剧的日本,村上春树跃居世界级畅销作家之列,这件事作为当今日本屈指可数的美谈之一在社会中流通和消费。在这一意义上,作家村上春树已经成为一个日本新兴文化国家主义的中心。

我在2006年出版了这本《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在书中,我将《海边的卡夫卡》批判性地细读为一部”处刑小说”。这部小说与弗兰茨·卡夫卡之间的相关之处,在于主人公卡夫卡少年对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有过十分具体的提及。卡夫卡少年关于《在流放地》的认识是,它是讲述了一部”奇特的行刑机器的故事”。

所谓”行刑机器”,其实是一部特殊的印刷机。它将判决文用钢针刺刻在受刑者的身体上,受刑者只有通过自己的伤口才能辨认出其中的内容。所以,无论任何一种罪行的判决,其结果都是受刑者被无可逃避地处死,而与罪行的轻重没有丝毫关系。也就是说,将语言同暴力,而且是置人于死地的暴力无媒介地结合起来,正是这架”行刑机器”的主要特点。对此,卡夫卡少年认识到:”那种复杂的、其目的无从推断的行刑机器实际存在于现实中的我的周围”(着重号为小说原文所有)。

可以说小说中卡夫卡少年的故事,即是沿着与”行刑机器”相抗衡或者试图从中逃脱的方向展开情节的。针对语言与暴力两者毫无媒介地结合起来的事态,卡夫卡少年之所以有”实际存在于现实中的我的周围”的认识,是因为他经历了四岁时被母亲抛弃的体验,此外,另一原因是他受到父亲田村浩一与俄狄浦斯神话对应的语言化的诅咒:”杀死父亲,同母亲同姐姐交合”。

卡夫卡少年对母亲离家出走时”甚至没有紧紧抱我一下,片言只语都没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所以始终被”难道我连被母亲爱的资格都没有吗?”(着重号为小说原文所有)的疑问所折磨。正是这种精神创伤(trauma)使他成为一个”空幻的人”,从而决意在十五岁生日那天离家出走。

海边的卡夫卡》的奇数章,叙述的是卡夫卡少年出走后在四国的经历。而偶数章的主人公,则是在战时就读小学时失去记忆,此后一直不认字却能理解猫语的中田老人。他杀死了生吞猫的心脏而自称琼尼·沃克的男人。在小说中,琼尼·沃克被设定为卡夫卡少年之父田村浩一的分身角色。

卡夫卡少年意外发现自己身穿的T恤衫上沾染了来历不明的血迹,而为此惊恐不已。当他向姐姐一般的女性人物樱花寻求帮助时,和樱花发生了性行为。并且,卡夫卡少年同他想象成自己母亲的甲村图书馆馆长佐伯,也发生了性关系。此后,佐伯将记录自己人生的”三本文件”托付给中田烧毁,旋即死去。结果,《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小说正如”行刑机器”的判决文所判定的那样,兑现了”杀死父亲,同母亲同姐姐交合”的诅咒,而其全部原因被归结为卡夫卡少年曾被母亲抛弃,从而,最终将一切结果都作为毫无办法的无奈之举予以了宽许。换言之,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在故事最后,通过将与田村浩一和佐伯两人之死相关的中田这一人物杀死,巧妙地完成了一部”行刑机器”的文本功能。

然而,《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处刑小说”自2002年9月10日发行后,却被很多日本读者作为可以带来”疗愈”的故事阅读。所谓”疗愈”即healing,是指对大多属于精神创伤(trauma)的心理疾患的疗治。

1990年代末期以来的日本社会中,”疗愈”或”渴求疗愈”等说法,成为覆盖各种大众文化的一个关键词语。首当其冲的音乐领域自不待言,影视、绘画、漫画,甚至明星偶像、动物宠物也被使用”疗愈型”这一新兴派别来单独进行分类。这说明,在日本社会中出现了大量患有”精神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以下简称PTSD)症候的人群,他们有渴望得到”疗愈”的迫切欲求。

PTSD,是指在经历过地震、洪水、火灾等灾难体验,以及强奸被害体验、虐待体验、战争体验和战争被害等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自我同一性(或自身尊严)遭受深重创伤之后产生的心理性、精神性生理障碍。

如果针对日本社会进行分析,众所周知,1995年1月17日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和3月15日由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曾为全体国民带来深重的精神创伤。另一方面,因1997年的非法交易导致的不良债券,终于使山一证券在翌年宣告倒闭。此后,日本各大金融机构纷纷陷入运营危机,日本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众多职员遭到解雇。雇佣形态的急剧变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竞争和经济落差。

村上春树在1997年3月和1998年11月分别发表了《地下铁事件》和《在约定的场所》两部作品。前者是由对奥姆真理教”地铁沙林事件”被害者的采访手记所构成的纪实文学;后者则收录了对奥姆真理教信奉者和离教教徒的采访,以及同河合隼雄的对谈。由于此前的村上春树是一个始终刻意同社会现实保持距离、与历史语境不相干涉的作家,所以这个时候,我对于他能够直面时代危机抱有过很高的期待。

然而,《奇鸟行状录》三部曲于1995年完成之后,时隔七年之久推出的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却彻底背离了我的期待。因为在《海边的卡夫卡》的作品内部及其被读者接纳的方式之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一种在日本已经社会化和大众化的无意识的欲望,以及一个作家与此相迎合的具有危险性的文学转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边的卡夫卡》特意选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大规模多起恐怖事件”一周年的前一天正式发行。在支持布什政府以攻击阿富汗为开端的”反恐战争”的国家中,共通地蔓延着PTSD症候。面对占据压倒性的财富和军事力量的国家和地区,被逼无奈者采取孤注一掷性的暴力行为,继而导致遭受报复性军事打击的循环和连锁,如此的事态至今仍在延续。在实现了对财富与暴力高度垄断的国家权力下生存的群体中,出现全球化PTSD症候正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就这一意义而言,将《海边的卡夫卡》作为提供”疗愈”的小说推动流通和消费的市场业已形成,在如此状况之下,这部小说的市场战略是十分奏效的。

 

PTSD一般表现为如下症状:创伤体验通过梦境或幻觉反复闪回;造成心理重创的体验记忆彻底丧失,对于外界兴趣锐减,无法和周围人群建立亲密的接触关系;易陷入失、不安、惊恐,注意力下降,情绪焦躁等。可以认为,《海边的卡夫卡》能被视为具有”疗愈”功效的小说,说明在该作品的阅读过程中确能产生出某种疗治效果。

对PTSD症状具有显著疗效的一个最新疗法,是令患者在脑中浮现出创伤体验的同时用目光追视治疗师的手指,随着眼球的左右移动,患者关于创伤体验的意象便能在瞬间消失,以此逐渐恢复自我的同一性。在我看来,《海边的卡夫卡》便发挥了与此疗法相近似的效应。

精神分析专家斋藤环曾经指出,1990年后的村上春树小说反复表现的一个特殊主题,是”创伤与解离”。”解离”是指”人的心理失去了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性”,”将感受到重负的心理局部整体切割下来推挤到一旁的反应”。”解离”的症状之一是”解离性健忘症”,也就是所说的记忆丧失,患者会部分或全部忘记自己的人生体验。

在”处刑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充当了田村浩一和佐伯的处刑执行人角色的中田,失去了”日本正在打一场大战争时候”的全部记忆。在所有出场人物中,中田是唯一从”日本正在打一场大战争时候”生存过来的老者。从年纪上讲,他本应该承担起将日本的战中和战后联结起来的职责,可是小说内部的情节设定却彻底剥夺了他的相关记忆。

由于中田患有”解离性健忘症”,所以他的言行体现得极其纯真无邪。但更重要的,其实是小说中对导致中田患上”解离性健忘症”的女教师冈持节子的相关设定。在1944年11月7日的一次野外活动中,冈持老师对中田少年的殴打是致使他失去意识和记忆的直接原因。战败后在美国占领期间,美军曾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这一情节构成了偶数章中田故事的叙述框架,并且这段叙述是以典型的精神分析方式展开的。

1946年接受占领军命令负责调查该事件的是一名精神医学专家,冈持老师在写给他的信中承认自己的暴力行为给中田少年带来了决定性的精神重创,并且将丈夫死于菲律宾战场视为对自己加害中田少年的报应。这意味着,她将自己丈夫在战场上阵亡的事实,是作为施加给自己的刑罚来接受的。

当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在一个极短的瞬间触及日本曾发动的”大战争”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并通过”1944年11月7日”、”在菲律宾战死”等词语来表述时,一个日本社会中极为重要的历史认识问题便浮现出来了。

“1944年11月7日”这一天,菲律宾战役中一个无可挽回的决策被制定出来。只要阅读过日本战后文学代表作家大冈升平的《莱特战记》(中央公论社,1971年)的读者,对此一定会有相应的历史认识。为了避免本土决战,大元帅昭和天皇裕仁统领下的最高统帅机构大本营,作出了实施莱特决战的计划,并且置此战将使”众多将士无谓丧命”的反对意见于不顾,最终断然作出决策,这一天正是”1944年11月7日”。只要是对这个历史事实有所认识的读者,完全有理由对小说的故事设定提出异议。因为,冈持老师的丈夫横死战场的原因,在于大本营对战局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其罪责本应该完全归咎于昭和天皇裕仁,而绝非冈持老师的个人罪过。

事实上,《海边的卡夫卡》的绝大多数读者或许并没有读过大冈升平的《莱特战记》,这同大冈升平的作品在当今图书市场被边缘化的境况不无相关。当《莱特战记》最初发行时,我还是一名高中生。可是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共同拥有一个相通的认识:如果不去阅读这部”战记”,就意味着无法获得对日本发动”大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无法对大日本帝国这个国家形态的常备军队的历史责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莱特战记》这部纪实文学,采用了对”大战争”的每一个细微局部最大限度展开详尽调查,同时明示出记述者对战争责任之深层追究的方法。这种方法提供了令读者去深入思索国家发动战争的暴力性本质,从人类视角对暴力问题进行根本性追问的一个契机。

《莱特战记》发行的前一年,发生了三岛由纪夫为呼吁自卫队暴动的剖腹事件①,而发行后的第二年,发生了”联合赤军”制造的”浅间山庄事件”②。《莱特战记》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事件进行深层思考的思想支柱。大日本帝国常备军队不负责任的体制及其同天皇制的关系、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等一系列问题,正是日本战后社会最为根源性的历史认识问题与思想课题。

如此想来,冈持老师信中所言在小说中起到的作用便十分清楚了。殴打了中田的罪恶感使冈持老师将全部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然而,把丈夫在菲律宾战场阵亡视为对自己罪过之惩处的这封信,从结果上,等于对”大战争”末期导致众多将士甚至更多的非战斗人员”无谓丧命”的最高责任者–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予以了免责。

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不仅限于菲律宾战役,还有大量足以唤起大日本帝国的常备军队发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之相关记忆的历史性事件,被安插在小说之中。诉诸大众共有的社会性集体记忆,在片刻间唤起读者记忆之后,随即将其作为无可奈何之举予以宽许,甚至最终将记忆本身消解一空,这是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文本策略的一个基本结构。正是这一文本策略,使读者感受到了所谓”疗愈”效应。而且这种战争记忆的消解功效不仅适用于过去的战争,对于同时代”反恐战争”的记忆,同样发挥着消解作用。

田村浩一对卡夫卡少年施加的”杀死父亲,同母亲同姐姐交合”的俄狄浦斯式诅咒,最终由卡夫卡少年和中田二人分身式承担和实践。中田分担的是杀害琼尼·沃克,即杀害田村浩一的直接性暴力弑父,卡夫卡少年分担的则是”同母亲同姐姐交合”的近亲相奸式的禁忌触犯。

不容忽视的是,俄狄浦斯神话中原本不曾出现的”同姐姐交合”的近亲相奸触犯,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不仅通过”强奸”来处理和定位,而且同近代民族国家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记忆联系在一起。

对于卡夫卡少年而言,姐姐式的人物共有两个。其中之一,是甲村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大岛,另一个便是前文提到的樱花。卡夫卡少年同他想象的自己的拟似母亲佐伯发生性关系之后,警方针对田村浩一被害的事件展开调查,大岛将卡夫卡少年隐藏在森林小屋中。在森林小屋里阅读关于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的一本读物时,卡夫卡少年对大岛展开了性幻想,并且在梦境中与樱花发生性行为。尽管樱花对他说”你是在强暴我”,但卡夫卡少年还是强行实施了性行为,直至射出”精液”。这时,卡夫卡少年脑海中浮现出了其记忆中原本不曾存在的”杀死父亲”的记忆,”强奸”与”弑父”记忆被结合在一起了。

由此,《海边的卡夫卡》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与基于性欲望的”强奸”及”弑父”行为,毫无媒介地结合起来。

此后,卡夫卡少年走进大岛劝告他不要闯入的森林深处,与大岛曾提及的太平洋战争末期逃亡的前日军士兵相遇。”拿破仑战争”与”日军士兵不得不打的战争”,都属于近代民族国家成立后在全民皆兵体制(征兵制)下由国家军队发动的战争。将这种战争与对姐姐般人物的”强奸”特意邻接在一起,是《海边的卡夫卡》的一个策略性的文本安排。为什么这样的小说文本能够为2002年后的日本读者带来”疗愈”呢?其原因正在于瞬间唤起战争与”强奸”记忆后,随即将其全部作为无奈之举予以容忍和勾销的这部小说的文本策略。

针对战时日本军队组织化的集体”强奸”暴行,即对”随军慰安妇”的性暴力问题,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一场令日本社会意见激烈分化的论争。矢口否认”随军慰安妇”问题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历史教材发行后,针对该教材是否采用的问题,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截然对立的论战。

虽然”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历史教材的实际采用率几近零百分点,可是其他众多的历史教材中却删除了与”随军慰安妇”相关的记述。经过那些为了阻止侵略战争的合理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作出记忆证言的女性们的努力,”随军慰安妇”问题的揭露为后世的历史认识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有力地证明了在国家发动的战争暴力中,身为士兵的那些以杀人为职业的男性所践行的违反人道的行为。作为一种已经成为历史的战争犯罪,”随军慰安妇”的女性们对此进行告发和举证的证言,与对当代科索沃纷争中”民族净化”名义下的集体”强奸”行为的举告一道,得到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重视和受理。

曾被迫沦为性奴隶的阿妈妮们痛心切骨的记忆证言,揭露出国家发动的战争这一组织化暴力行为所犯下的根源性的人权侵害。也正因为如此,追溯上去其祖父辈一代相当于战争罪犯的自由民主党二世三世的议员们,自1990年代开始组织起否认和掩盖”随军慰安妇”问题的国民化运动,其势头时至今日仍然不减。在其外祖父为战犯嫌疑人岸信介的安倍晋三执政的内阁,至今仍然试图推翻1995年河野洋平的讲话,因为这个讲话承认了”随军慰安妇”问题中政府的介入和军队的参与,并对此正式进行了谢罪。在河野洋平的讲话之后,自由民主党的单独政权旋即崩溃,自由民主党由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因此这个讲话成为他们一块难以消除的心病。

在一瞬间唤起国家发动战争之际的组织化”强奸”记忆后,转瞬便作为无奈之举将此记忆清除一空的这个《海边的卡夫卡》的文本策略,对于那些希望”随军慰安妇”问题原本并不存在或者试图掩盖起来的人来说,便具有可以辅助”疗愈”的功能。

然而,精神创伤决不能用消除记忆的方式去疗治,而是必须对过去的事实与历史全貌进行充分的语言化,并对这种语言化的记忆展开深入反思,明确其原因所在。只有在查明责任所在,并且令责任者承担了责任之后,才能得到不会令同样事态再次发生的确信。小说这一文艺形式在人类近代社会中,难道不正担当了如此的职责么?因此,我要对《海边的卡夫卡》进行批判。

 

①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携其追随者”盾之会”的四名成员闯入位于东京新宿区市谷的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部,占领总监室后,三岛由纪夫站在阳台上向自卫队队员发表了号召自卫队实现国军化、拥戴天皇的演说,而后剖腹自杀。这一事件为战后日本社会带来强烈冲击。

②1972年2月19日,五名”联合赤军”成员占领了位于长野县轻井泽的浅间山庄,持枪挟持人质与警方对峙。2月28日警方强行突入山庄,救出人质并逮捕了全部案犯。当日突入山庄的整个过程,被各家电视台实况转播,累计收视率高达98.2%。”联合赤军”是60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败北后,由部分左翼激进分子结成的组织,始终坚持武装斗争的路线,制造了多起暴力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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